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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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市委、市交通局调查组、整党联络小组多次进出电车公司的调查中;在发动干部、群众反复的评议声中;在上级扣压下写夏任凡的新闻与报告文学的态度中,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上级领导对夏任凡的态度。1985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改革舞台上,只表现两年的夏任凡被免职了,夏任凡下台了。
痛定思痛、舆论救了夏任凡。
夏任凡下台了,这使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终于有了一个结局。那无止无休的争议,似乎也该寿终正寝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虽然像一颗流星,但在中国改革的天空上,却留下了一道耀眼迷人的光彩。围绕他的争论没有停止,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了。他反倒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潭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涟漪。
那些日子,记者只要来到电车公司,无论走到哪个下属单位,都会被工人围住,工人们旗帜鲜明地为他抱打不平:
“老夏这个人胆大,人家叫他’夏大胆’,不胆大行么?不胆大能打破大锅饭么?能按本事多劳多得么?再说了,艺高人胆大,我就赞赏他。”
“咱工人和他没有多少接触,但他搞改革,国家得好处,企业得发展,工人得实惠,我们都投赞成票,要不,每次他开会,礼堂都坐得满满的。”
“哎呀,什么犯错误,咱工人不明白?还不是咱们搞好了,别人瞅着眼红,犯红眼病呗!过去咱们不行时,怎么没有这么些人关心?”
一位曾因为工作与夏任凡产生矛盾,被夏任凡改革革掉了“乌纱帽”的机关干部告诉记者,夏任凡狂妄自大、主观武断、认识问题偏激,他这么做一方面使他的想法能畅通无阻,使改革搬掉了许多拦路虎,同时也掩盖着唯我独尊的自我膨胀,如果发展下去非常可怕。这次他下台,冷静冷静有好处,免得犯大错误。但客观地讲,他是真心搞改革,想干点事业。他提出“以造养修、以修保运、修运结合、运营优先”的经营之道,发展客车制造厂,调整保养厂、组织病残职工利用运营站点,开设商店与维修点,以及二线挣钱,一线服务,以二线保运营一线等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换句话说,正是他懂行,想改革,想振兴电车公司,才那么不顾一切。所以,我认为老夏基本还是称职的。
显然,普通工人大多数都是拥护他的。但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也有人反对他。反对他的人对他的下场都感到很兴奋,似乎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他们借题发挥,在沈阳出版发行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蜉蝣》的报告文学。蜉蝣是一种很小的昆虫,成虫常在水面上飞行,寿命很短很短,只有几个小时,最多也不超过一周。而在改革前一旦被提拔为领导,一般都是终身制。夏任凡从1983年8月任电车公司副经理,到1985年8月被撤职,只是短短的两年时间。这篇报告文学把夏任凡比作一只小小的蜉蝣,其用意非常明显,夏任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借着改革的风云扶摇直上,是没有根基的,是短命的,不过昙花一现。继而,该报告文学又秋后算账,把战火烧到当初报道过夏任凡改革事迹的报纸杂志上,并统统点名批评一遍。
夏任凡这个人有缺点与错误,对他评价与争议很正常;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个企业的领导被提拔与免职,也不足为奇是正常现象。应该打碟论碟、打碗论碗,没有必要扩展到改革本身上去,否定改革。况且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探索、需要交学费,即使有时出现点失败也是难免的,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者。
于是,经过一段反思,《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于1986年2月早春,率先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历史变革中的沉思———一个改革者的沉浮给人们的思索》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夏任凡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为了说明问题,他在电车公司计划统计部门记下了两组数字:
(一)1985年前三季度,即夏任凡任经理的8个月时间,沈阳市电车公司累计赢利265万元,紧接着1985年第4季度,夏任凡被免职后,3个月亏损34万元。
(二)1985年1季度,该公司赢利126万元;1986年1季度,该公司亏损64万元。
马役军说,应该承认,今年以来外部环境有所变化,尽管如此,也无法否认夏任凡在任时使这个公交企业为国家赢利的成绩。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于用最简单的分类法,把那些具有新闻色彩的人物,划分为纯而又纯的“好人”与坏透了顶的“坏人”。然而,这种习惯性的方法,却在如何评价像夏任凡这类青年改革者面前遇到了难题。
如果把他划入那种鱼目混珠,思想品质败坏,借改革之风钻营的不齿之徒,显然冤枉;他在沈阳市电车公司改革历史上那简短的一页,不乏“惊人”之处。
但把他归结为党性极强、政治素质很高、个人修养良好,浑身几乎难挑出毛病的“标准”型干部行列,似乎又有失准确。最后,他得出结论:事实上这种人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为此,他呼吁实事求是,呼吁我们的社会再宽容些,因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3)
继而,198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发表了近半个版面的该报记者署名文章,《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夏任凡免职前后》。这篇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夏任凡在电车公司进行改革的成绩,分析了他的缺点与错误,对于他被免职提出了质疑。文章说,人们不可能是成了“完人”之后,再去改革,而总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完善改革措施,完善自己《中国青年报》与《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文章,像锥子,一针见血,引起了人们的沉思,又像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像号角,吹响了继续改革的进军号,这自然对夏任凡的命运也成了重大的转折点。时隔不久,夏任凡这位中箭落马者,即被重新认识,重新启用,重新扶上马,担任了沈阳长途客运公司经理。
客观评价,东山再起风头劲。
市委、市政府把夏任凡放到沈阳市长途客运公司,是出于爱护和多种考虑的。夏任凡“官复原职”了,此时此刻,他应该很清醒:他虽然离开了矛盾激化的原单位,远离了是非之地,告他的人也暂时偃旗息鼓,长途客运公司又是个新组建不久的新单位,他可以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围绕他的浮沉、他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了……
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担负着沈阳与各地繁重客运任务。由于先天不足,1986年这个公司仅仅有两站、两队、一场,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根本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为了发展长途客运事业,市政府曾作了大量的投入,建设了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的长客总站与客运西站,设立了南塔公路客运站。1990年末,这个公司有职工约3000人,经营长途客运线路116条,营业里程1。4万多公里,年客运量达674万人次。
如同当初组织上让夏任凡担任电车公司经理一样,这次他东山再起,又毫不迟疑将这个大型国有企业交给他管理,让他独挡一面,担任了长客的“一把手”。这种用人不疑的大胆做法,无疑是表明了党的开明干部政策。
应该说,夏任凡落马那些日子,作为一个从生活最底层、借着改革大潮涌上来的青年改革者,他是痛心疾首的,是认真反思的,也吸取了前次“落马”的经验教训。他走马上任后会上会下,不止一次诚恳地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的不是,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有时私心太重,政治上也不成熟,时不时还耍小孩子脾气。而作为一个改革者,要时刻修正自己,这种修正不是文过饰非。以前,我总觉得只要开拓、创新,大方向不偏,小节算不了什么。实际上,小节不拘,也难成大事业。我的头脑不冷静,处理问题的片面性,思想意志的不坚定,都是和缺乏思想理论准备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初期没有样板,年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容易发生“食洋不化”的毛病。自以为懂点丰田、懂点松下的管理方法,就以为改革不过如此,甚至看了一些描写大刀阔斧改革的文艺作品,就囫囵吞枣搬来套用,忽视了中国国情,忽视了企业的实际情况,必然会造成悲剧,不管这悲剧是属于社会,还是属于个人。但是这次“失败”使我感到一个过去常挂在嘴头上,但未有真正理解的真理:改革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一个大事业,否则将孤掌难鸣。况且改革并不像女同志打毛衣上三针、下五针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所以需要艺术性。他希望他的挫折和失败能为有志改革的青年提供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他更希望社会和人们能理解,他被免职后,他感到冷清、心烦,也失望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他感到中国不改革是绝无出路的,所以不能灰心,不能退缩,虽然他满身创伤、疤痕,但如果还要他滚地雷区,他将总结经验,重新上阵。大概正是这些反思,使夏任凡从落马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到了新工作岗位之后,一开始时,可以说是谨慎从事的,是努力工作的,对企业加大了管理力度。在改革中,推动长途客运事业不断发展。如1991年,为了缓解公司车辆不足的困难,他提出充分利用社会车辆联合经营,成立了沈阳市长途客运联营企业的改革措施;通过加强运输体制改革,进行线路调整,加强稽查力度,加强了大线、热线的管理力度。通过实行干部下线顶岗服务,实行“站队、票款、司乘”三分离的管理办法,促进了增产增收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这一年实现利润总额145。8万元,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沈阳长途客运一统天下的形势,也遭遇了强有力的竞争。而这块“风水宝地”由于市里不拨钱,制约了他的发展,已经步履艰难了。而与此同时,许多人都感到这是一块“肥肉”,有机可乘,都想进来捞一把。首先是省交通厅看好了这块土地,他们第一步是购买了豪华大客车,又捷足先登在北站建立了长途客运公司,成立了快速反应部队“虎跃集团”,并迅速占领沈阳到达全国各地的热线,与沈阳长客抗衡。经过一段运转,当他们站稳了脚跟之后,又产生更大的野心,制定了一整套方案,想吞并收容“长客”;继而,又一位个体老板亮出“荣昌”的旗号,挤了进来凑热闹,跟他抢“地盘”,也想分一舀水。他们眼下虽然没有国有公司那气吞山河的气势,甚至没有“根据地”,但是他们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也活得有滋有味,从长远看,这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现实是他们与省虎跃公司遥相呼应,一唱一和,对沈阳长客形成了南北夹击,步步蚕食的阵势。面对这种形势,夏任凡没有退缩。他想抗击吧?势单力薄。他有想法吧?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得交通局批,而有时研究来研究去就研究黄了。还闹个有野心的帽子戴上。为此,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他首先找到省厅,通过谈判逼迫省里让步。最后达成妥协:沈阳占60%、省里占30%,剩下10%社会招标。
继而,他知道谈判桌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市场经济只讲实力。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沈阳市当时主要负责人,详细地谈了沈阳客运危机四伏的形势,又根据沈阳交通布局,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拿出了电汽合并、统一指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成立沈阳客运集团的方案。那个负责人看了方案之后,非常兴奋,立即批上了:这个想法很好,有改革意识。经过市里五大班子的反复研究,由马向东批准。
1996年沈阳市成立了客运集团公司。将电车、汽车、长途汽车等7家公司,号称3万多人的队伍,从交通局分离出来,合并在一起,夏任凡被任命为总经理。
当时,这场“造行业大船”的改革,在沈阳乃至全国再一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几乎一夜之间,夏任凡又成了名扬四方的改革人物。随之,各种荣誉、各种称号纷纷而至,什么“沈阳市于洪区人大代表”、“辽宁省政协委员”等等。
如果夏任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以他1982年就出任总经理的资历,以他的不断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从上一次失败教训中换回的经验,他一定能扶摇直上,
成为中国改革史的名人。况且他已经把这个单位治理得服服帖帖,那种像当初写上告信、写匿名信,反映他问题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他在单位可以说是威信很高、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一言九鼎。拿他的话说,他就是这个企业的皇帝。 一次“信号”,他没有足够重视物极必反。当一个人感觉自己是皇帝的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
1993年春,沈阳又流传出一大新闻:那就是夏任凡的女儿结婚。因为女儿有先天性糖尿病,是他的一块心病,可没有想到却找了一个好对象,是个大学生。他不知是想冲冲这几年的霉气,还是想流于世俗、乘机小捞一把,无论是哪种原因,他都决意要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于是他广撒红帖、大操大办、收受贺礼,礼金高达数十万元。
当然,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老百姓眼睛摄了像,作为口头文学越传越远。
俗语说,不怕贼喊,就怕贼惦记。夏任凡万万没有想到喜事闹成了悲剧。这种说法没有引起官方注意,却令沈阳市最大的一伙恶魔眼红了,他们就是1999年10月被沈阳警方一举破获的那起震惊中外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