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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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全国大串联”。凭着县文革小组的条子，学生可以自由乘汽车、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免费旅游，其中也混入不少在职的混混工，借此机会到处白吃白住。文革小组从中央到省、市、县，层层设立。你只要有县一级的条子，即可到市里、省里直到中央，去加盖公章，就成了“全国通行证”。风风光光地潇洒一回。但我却守着新婚的妻子，一步也不挪动。因为她是农村户口，在这里没有粮食供应。再何况她山东老家太穷，需要我经济支援。我必须每天上工挣钱。
元旦清晨，各路英雄陆陆续续聚集县委、县政府门口附近。起初人数不多，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县委马书记正要进入大门，被预伏在一旁的一中学生拦住。张宝增立即拥上，纠缠他，不让他进机关。也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一套扩音设备，张宝增举起话筒就对马书记喊。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吸引了过往的群众，也将就在附近的“英雄们”招拢来。一时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把马书记整得一愣一愣的。大冲击行动向马书记提出诸多问题，马书记频频点头，一一答应。连考虑都不考虑。也许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或许是金蝉脱壳之计。他可能在想：不管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先把这帮孩子打发了再说。
元旦大冲击解散后，我们回到火车站旅社。大家想借此机会，到家属区去煽风点火，并一致公推由我发言。到了晚上，已经有人在家属区的空地上支了一张桌子，挑出一盏电灯。我被推到桌子跟前，非得让我说话。其实我并没有演讲口才，只好凭着一些大字报、传单上的内容，现场杜撰了几条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罪状，提醒大家要提防我国变成修正主义，让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讲话并不精彩。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过话的我，凭着一股血气，大喊大叫而已。结果，全场不过十多分钟，回到工地，嗓子却哑了三四天。
与此相呼应的，是全国、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大量印发，几乎每人都有两三套。我们基建队也开展了背颂《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老三篇活动。沙县一中学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我们工地演出，有毛主席语录歌配乐的舞蹈，快板等。工人中也有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一袋红高粱》、表演唱《老俩口学毛选》等，都很有特色。我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加班，一边拉着胶轮车，
一边揣着小册子，背颂《为人民服务》，到登台时终于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碎石拱涵工地结束后，我们的工地转到双溪伐木场去。工地分成三段：从双溪伐木场进口处的虎跳一直到王地，分三拨人马驻扎。我们班组住在王地的村民家里，单身汉住生产队的化肥仓库。另一拨人马住在伐木场的王地工区，和附近的空闲民房。大姑嫲嫲那一拨，则住在场部进口不远、自己搭盖的工棚里。
我们夫妻俩住在大队长新盖的二层楼房底下，正门进来的左厢房分成三间，第一间是小卖部，第三间是房东的厨房。这两间一间朝南，一间朝北，都比较明亮。中间的一间没有采光，较暗，作为我们的卧室。
小卖部来了一批贱价布，金春挑了一色黄洋布，剪了四尺，七拼八凑地裁成一件夏天小褂，自个儿手工缝好，穿上身，配以北京蓝的裤子，挺好看。当我们去大爷、大娘家走动时，姑娘媳妇见了，尤其是侄女儿，都说我们夫妻合穿一条裤子。因为我们俩没有同时穿出一色的裤子，直到有一天，我们都把北京蓝裤子穿出来，才打消了她们的疑虑。
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中段的民房里炸开了锅，吵吵嚷嚷的象在唱大戏，把人们都吵醒了。上段、下段的工人和家属也都跑来观望。原来是两个安徽工人在争吵。一个是单身汉，妻子在老家，耐不住寂寞，趁着人家丈夫去打牌，偷偷摸摸到这一家去与他的妻子拉呱。丈夫回来了，这人还没走，被撞上了。丈夫非说他们俩有事，单身汉说没有。丈夫端起一大海碗凉水，逼着单身汉喝下。单身汉坚决不喝。那人瘦瘦的，没有单身汉粗壮，不是他的对手。此事吵吵一阵子，也就不了了之。据说，男女寻欢之后，男的要是喝了凉水，会中阴风不治而死。有没有依据，那单身汉不愿配合，也就不得而知了。
3
一个农民将一只四五十斤的病死猪埋了，被精瘦特黑的矮小个山东老王发现了。他鼓动三四个老乡，把死猪挖出来，趁黑夜在小溪边杀了洗了，在化肥仓外弄几块石头支个灶，煮了一大锅。因为妻子和他们是老乡，矮老王还特地跑到我住处板墙外，邀我去“赴宴”。我们新婚小俩口，亲热还来不及，能去吃死猪肉？我婉言谢绝了。谁知，一大锅肉五六个人，当晚吃了一多半，第二天一早准备起床出工，这些人全趴下了。班长王后传查问了此事，他们才招认出来，还下了保证，今后再不贪吃了。
夏天的中午有很长的休息时间。我和妻子在屋前的小溪洗好衣裳，学着小三子的样子，举起一把八磅锤，在露出水面的大鹅卵石上一敲，躲在卵石下纳凉的小鱼就晕了。翻开卵石，可以捉到几条小鱼，半个来小时，就有一大碗的收获。
双溪伐木场工地告一个段落之后，大队伍又折回潩洲。我们班组先修过水路面，然后再到三工区，修通往正地的路段。
在二工区（二叔住处）和三工区之间，是基建队的指挥部，由四幢大茅草房组成。大队伍都住在这里。我们三个班组则住在三工区，有的住养路班的平房，有的住大茅棚。我和闽清老吴夫妇及山东梁山的小侯新婚夫妇。住在伙房边搭盖的小竹棚里。
那一天，几个人顺着队部旁边的山路出去，要去砍伐木头。中途发现一口陷阱里挣扎着一只母野猪。他们纷纷捡来大小石头往陷阱里砸，终于把野猪砸死了。他们派人回来取绳子、杠子，又招呼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野猪抬了回来。“一切缴获要归公”。大伙儿问遍了工人，只有莆田的铁匠老陈师傅会宰杀。几个山东大汉做帮手，杀白了还有三百斤上下，由大伙房煮了，每人分得一平碗。陈铁匠操刀大功在手，五只在腹中的胎儿归他独享。据说，吃了胎里的小猪会去除多种疾病，尤其是野猪。
4
金春即将分娩了。舅父来信说，让我把金春送去福州，只要付给他三百元，月子里的一切都由他打理。这也算是他对我的一点爱心或补偿吧！记得在我准备结婚之前，曾经给他去过信。他在来信中曾经告诉我，他要给定居南洋槟城的哥哥——我的大舅父去信，跟他要一点礼金，作为给唯一外甥的结婚贺礼。妻子是娶回来了，很久都没有两个舅父的消息。现在他突然来信，说是要给外甥媳妇服侍月子，也算是一个喜讯。
1967年12月初，踞临盆还有半个月，我将金春送去福州。在舅父家里，金春闲不住，就帮助舅母穿鸡毛。那是从居委会领来的鸡毛掸厂的外加工小件。到了月底，收到小表弟春金的来信，说孩子出世了，是个漂亮的女孩。12月20日子时生的。老奶奶给她取名叫品华，意为“品德端庄，华美秀气”。
到了1968年元旦，我借着放假，另请了几天假，去福州看望老婆孩子。晚上很晚才到福州，进了舅父家，上了楼，就是过去舅父母住的房间，妻子就躺在那张我过去为舅母捶过无数次大腿的床上。
我走近床边，看着孩子可爱的小脸，心里直乐。大表妹就在我的左边，她一只手逗着小孩的小脸，一面回过头来端详我，说：
“像极了。和依傧一模一样。”
“当然了，是我亲自制造的嘛！”我脱口而出，大表妹瞪了我一眼。
“怎么这样说话？”
我知道失言了。长期与干重活、粗活的工人在一起，要保持温文尔雅的谈吐，确实要随时警醒。
过了几天，华儿出生半个月了，金春要和我一起回沙县。家里人都反对，说是月子里的女人是禁不起风的。金春死缠硬磨，说在福州不习惯，吃食有许多禁忌。比如口渴了，一定要喝红糖开水。说是既解渴，又补血……。我只好跟舅父母商量。家里人看我们去意已决，也就不再反对。老奶奶特意交代说，女人月子里最要预防的是月里风。穿衣要紧身，不可喝凉水、吃冷食。因为，在这时候牙齿都是松动的，弄不好要落下终生的疾患。她还特地让我到横街对面、银湘埔巷口的和生余药店，备下两服生化汤。万一金春有个头疼脑热的，立即熬了给女人喝下。
我一切遵照大人的吩咐准备好了。这一天是1968年的元月7日。从蹬三轮车的邻居那里知道，从福州始发的列车已经七天没运行了。听说今天刚好要恢复售票，我们去沙县就有希望了。吃了早餐，小表弟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售票处，我们夫妻就雇邻居的三轮车尾随。
当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售票处已经排起不短的队伍。虽然窗口还没开，又有传言说每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好在我们不缺人手，小表弟就和我一起去排队。金春抱着孩子，在花圃边守着自行车。
突然，两三辆卡车向候车大厅迎面冲来，对着大楼就开枪，一梭子弹扫出后，车辆就向左拐，顺着去闽侯的方向急驰而去。候车厅楼上的高音喇叭立即响了起来。痛斥“八二九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枪杀无辜旅客的罪行。候车厅正门厚厚的玻璃上击穿一个圆孔，子弹正中一名高个子旅客肩胛下的血池。他紧跑几步，刚到离进站处不远的开水桶边，轰然倒下了，地上流淌了一大滩的鲜血，左手旁丢下一张车票。车票上印着：“福州——三明”字样。
售票处骚动了一会儿，渐渐恢复平静。旅客们都不愿放弃停运一周以后的重新发车的机会。我们好不容易买到两张车票，进了候车厅，出了站台，穿过地道，到停在三道轨上的车厢里。车厢里的旅客并不多，这是加开的一次列车。
时间已经接近正午，小表弟出去买了两份盒饭，打来一杯开水，将我们安顿下来，他就回去了。到了傍晚，听说今天又不发车，小表弟又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四处打探消息，又给我们买了晚饭。
小表弟进进出出地，陪着我们到了晚上九点多，终于得到一个极不好的消息：这一趟列车不开了，要把车厢推到车库里去。车库离车站有两公里远。至于什么时候再发车，谁也说不准。
大部分旅客都下车了。小表弟也回去了。我们夫妻俩带着一个襁褓内的婴儿，去哪儿都不方便。何况我们还寄希望于来日，或许明日早晨车就会走的。我们将包被掖紧一点，继续留守在车厢里，和为数不多的旅客在一起过夜。
高音喇叭声讨“八二九红总司”的声音，一直持续到深夜。终于停止了，四周一片寂静。那气氛就象处在殡仪馆里。列车启动了。我们以为要发车了，打开窗户向外张望，但列车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车库行进。
我和妻子互相关照着。我让她先睡，她让我先睡。她紧紧抱住女儿，我在朦胧中睡了一觉。
天，是亮了。早晨五点多钟光景。再没有人给我们打探消息。面对这列象搁浅海滩的死鲨鱼一样的列车，旅客们打开车门，松松散散地下了车。
有人问：“这是哪里啊？”大约他昨晚很早就睡着了，不知道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车库呗！”
“在车站南，还是车站北呀？”
“谁知道呢！”
“不管它是南是北，沿着铁轨走，准能到车站吧！”
“这建议不错。”
人们开始走动。我们夫妻也抱着孩子，沿着铁轨边缘窄窄的小道，向火车站走去。
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但并不在意，继续走我们的路。
到了车站，还是无处打听列车运行的消息。我们信步走去，看到路边有摆地摊卖米粥的，觉得稀罕。这在当时是不许可的。也觉得欣慰，因为可以给金春母女补充热量。老人们说，分娩的女人不能吃白米粥，要喝红糖稀饭，正好有。我就买了一碗，让金春喝。她非得让我也喝，我就再买一碗。
肚子里有了一碗红糖稀饭垫底，心里稍稍安慰。到了该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了。我和金春商量：在目前如此的窘境下，只有返回舅父母家去，把身体养好，打听到什么时候发车，再作打算。
刚要准备雇脚踏三轮车，我的头开始发热，晕乎乎地，身子还有些战栗。我们寻了一部脚踏三轮车，说好价钱，上了车，一直往南台舅父家去。
车子刚在门口停下，和急匆匆跑出门来的小表妹撞了个满怀。她二话不说，立即返回屋里，高声地向大人报信：
“奶奶、爸爸、妈妈，伊傧回来了！”她也不问我为什么又回来。毕竟她才九岁，因为她舍不得我离去，只要回来就行。
老奶奶、舅父、舅母，先后下楼，把我们迎进去。问长问短，问了孩子问大人，有不舒服的没有？
金春说：“俺倒没事，只是他受了风寒，还发烧呢！”
舅父当即招呼我上床躺下，去给我抓了一服感冒药，煎汤给我服下，并不见好。第二天，我自己去横街的洋中街道医院就诊，服了药，躺在床上休息。
当晚十一、二点左右，带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从横街高喊着口号路过。虽然我们家与横街的垂直距离也有一百多米，但高音的声浪仍将房间的窗玻璃震动得沙沙作响，控诉的说词也清晰可闻。他们说：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愤怒控诉：省军区司令韩先楚纵容士兵枪杀我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韩先楚罪该万死，砸烂韩先楚的狗头！……”吵闹声一直延续到凌晨三、四点钟，才有一小段的清静。
天亮以后，街头巷尾，各种议论都有：
“今年闰七，不吉不利呀！”
“多可惜的孩子呀！大学刚刚毕业，还没正式分配工作哪！”
“好好的孩子，都才十八、九岁哪。辛辛苦苦养活到现在，才领了两三个月的工资哪！”
“真是刘邓未死，拳垫（福州方言，邓与垫同音）先死啊！小小孩子，都凑哪门子热闹哟！”
…………
后来听说，事因一部分福州大学、福建师大的毕业生，为了捍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持枪冲击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