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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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药、大约50℃的温水浸泡，侵入肌肤，渐渐起泡化脓。在我每挪一步的时候，都牵动中枢神经，向大脑发出疼痛的信息。
晚上睡在床上，由于过分疲劳，疼痛的信息虽然进入大脑，却引不起反应。当第二天起床哨响起，我翻身起床，穿上衣服，伸出双腿的时候（在小湖，我睡的是上铺），就好象有两个人在拽我受伤的腿，大脑里昨晚储存的疼痛信息被激活，而且加倍地报应你。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当年母亲受苦时的状况：她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踏在织布机的踏板上，心里记挂着她的独生儿子，忍痛咽泪的境况。母亲啊，母亲！你虽然未能将我抚养成人，但仅凭你这样为我受苦，就够显出你的伟大了。
我被同犯介绍到设在大号内的医务室去。从医的犯人给我弄些高锰酸钾和纱布，告诉我使用方法：在临睡前，将高锰酸钾用开水溶解，冷却到能接受的温度时，用纱布沾取药液，对患处狠擦，使其破皮，让药液渗入皮下。这样连续做了几天，伤口果然复原。好在我们在“双抢”结束前两三天，就提前回大山坪了，否则还有二次感染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在水田中央的一座储存草木灰的草房边割稻，突然灰房着火了。这时我想到向秀丽勇敢扑向火灾现场的形象。我想，这是我立功受奖的机会到了，竟然脱离队长的监视，参加到灭火的人群中去，被队长发现了。他大声向我呼叫：
“喂，你回来！”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回头看看队长在招呼谁。我也回头看了看，又继续作我的抢救工作。
“喂，叫你哪，你给我回来！”队长生疏，不知道我的名字，只好“喂，喂”地叫。这时只有我回过头来。队长指着我：“你再不回来，我就开枪啦！”
原来是叫我。我只好悻悻地扔下手里的可盛水的木秧盆，回到带班队里。
队长仍不甘休：“你凑什么热闹你。你刚来几天，就想做英雄？给我乖乖呆一边去！”
支援小湖的“双抢”任务总算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仍由武装队长押送回大山坪。
在我们与小湖犯人闲谈中，我有一个不解之谜，向老犯们请教。我说：
“小湖的大号真好，依山而建，夏天够凉爽了。就象福州鼓岭洋人的别墅似的。”
“亏你想得美。到劳改队避暑来啦！告诉你吧。这里面有个大秘密，连干部都蒙在鼓里哪！”
“快说来听听。”我一下子来了兴致。在我一旁的也怂恿他：“快，快说！”
这老犯人就说起了小湖农场建造中的一段往事：
小湖农场建造时，大部分田地都是从公社征用来的。为了建造犯人的大号和干部的办公楼及家属区，从犯人中挑选一名工程师，可以省去许多设计和施工的费用。这名工程师被判重刑，自然心里不甘，就给犯人的监房寻了这块“风水宝地”。设计图是无懈可击。你看，靠山兴建，省去两道围墙，号外面对宽阔的稻田，再加上围墙边的岗楼，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想”的好处。设计图很快就批准了。
建造的结果完全符合设计者的心愿：每个监房都是冬暖夏凉。再热的夏天也不招苍蝇和蚊子。后山的水渠直接流经伙房，给食堂人员省去打水的辛劳。而且，水渠由饭厅流出监房以外，清澈见底，给犯人洗漱带来方便。中午、晚上回来，在大号里就可以洗洗刷刷。
百米之外的干部办公楼和家属区，就完全不同了。不依山、不傍水，更无大树遮荫纳凉。房子设计得坐东朝西，冬天半上午不见太阳，夏天烈日西晒，晚上睡不上凉快觉。家属们苦不堪言。有的家属去过大号，回来发牢骚：“这是什么鬼地方，还不如大号里好。”但他们至今不知其中的奥秘，因为无论是大号，还是家属区。都是按照当地的地形设计的，你找不出指责的借口。
回到大山坪，我们继续开荒，还是每月28斤的定量。转眼到了秋天，新的蕃薯出土了。伙房中午安排一餐纯蕃薯，按一斤大米折七斤蕃薯计，中午每人可分到三斤左右的蕃薯，足够饱食一顿。开饭时，各组派人到伙房领回总数，再由轮值的人，拿出自制的杆秤，一份一份地分好，然后抓阄，以示公正。
我有一次从上铺下来，被下铺的老头抓住脚踝，问我为什么碰翻他的口杯和筷子。原来是在我先头下床的那个人碰翻的。他扬长而去了。我好心帮老人拾起，却被冤枉了。
老人说：“不是你碰翻的，凭什么你去拾起来？”
我再三说明，和他同床的也为我证明。他就是不信。看来，有时好人还真难做。在这种地方，本来就没可能有好人。
3
天气冷了。晚上要看电影。电影队是来慰问干部和武装队长的。为了体现人道主义，也让犯人出大号观看。林指导员在电影开场之前，先训几句话：
“今天放映的电影是《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让你们出来看，是政府的人道主义。你们千万不要想歪了，把自己的处境与电影里的角色对照起来。她们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当然要起义，要反抗。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当然要镇压、要改造，要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大家前前后后，并不同声响应，听起来象是多声部合唱。
“再来一遍，大声点。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这次声音较为统一，响亮多了。
电影在天擦黑才开始，11点钟结束。我们回到监房躺下，值日干部给每个监房上了锁，离去了。最后听到围墙大门也拉上了铁门栓，喀嚓一声，上了大锁。四周一片寂静，无声无息。只有岗楼上的大时钟的报点响声，清晰可闻。
人们陆陆续续入了梦乡，唯有我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肚子里响起木斗水车车水的声音，就象我上高中时，在福州四中农场为稻田汲水，踏动水车的脚踏致使木轴磨擦发出的声音；还夹杂着青蛙的合唱。这些声音与岗楼上大时钟的报点响声交织在一起。
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四点过后，我终于支持不住了，睡了过去。五点半，随着起床哨子的响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从沙县来的，只有老马一个。因此我们俩总在一起，说话的机会就多了。我们商量，现在社会秩序混乱，遇着机会就逃跑出去。最好能抢得一支枪，上山打打兔子、野鸡什么的，等时机好了再出来。省得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马说，武装队长都是十七八岁的毛小伙，很容易对付的。
路上说话，草中有人。也不知道是我们的谈话被人听见，还是我们的过分亲密让人嫉妒，在接下来的个人年终评审中，我们两人始终通不过。
年终评审要求，每个人将自己一年来（在我们是半年来）的思想意念、行为表现，自个儿解剖出来，写成文字，由组长念给大家听。在小组里通过初审，再将表格送到林指导员那里，对照他们所搜集到的口头或书面检举材料，参考你自己的认罪程度，是通过或发回重新检查。到了元旦过后，我们两人还没有被通过。这事也就这样挂了起来。
和我们同一个小队的，有三个人比较突出。一个是苏世树，他因肺病殃及喉部，不能发声。大家都称他“哑巴”。他进出监房、点名报数时，只要一举手，武装队长就发话了。另一个是戴振芳，说是在厦门哨所观察金门蒋军动向时摔伤了，成了三级残废军人。还有一个是许净峰，他总是独自一人坐在监房门口分菜的桌子旁，想着与众不同的问题。有一天下午出工前，我提早起床来到门口，端一张椅子坐在他的旁边。他突然问我：
“你说，这人造卫星是如何上天的呢？”
我觉得，在如此环境下，他居然还有这种心情，来思考高科技的问题，有点超脱，还是无奈呢？
我说：“科学家以高性能燃料启动火箭，携带人造卫星，当升空速度达到每秒钟七点八公里时，卫星即可环绕地球运转；当速度超过每秒钟十一点四公里时，火箭可以摆脱地球吸引力，向太空飞行。”
许净峰很满意，说：“你真是好记性。谢谢你！”
4
元旦之后，春节前的某一天，早饭后，林指导员进入大号。待全体人犯集合好后，他拿出一份名单，逐个点名出列。二十五个当中，许多是老弱病残者，如苏世树、戴振芳、陈必琅等，也有中青年的，如我、潘洛煤矿来的周迅达、厦门来的陈清发等。林指导员让我们这些人留下，其余的解散。然后通知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小湖。
第二天清晨，每人发给一块半斤面粉制作的大馒头，说是我们的午餐。林指导员再三交代，馒头不许提早吃，否则就要整天挨饿了。
当我们被武装队长押解到小湖农场时，已有一批犯人在干部家属区外的晒谷坪上整装待发。林指导员和小湖农场的宋指导员作了交接，就回大山坪去了。
接下来是宋指导员的临行训话：
“今天，将你们这五十个犯人，送去梁布农场的溪口中队，支援他们。那里刚刚建立，人手不够。本来准备调二监的大型拖拉机运送你们，因为任务繁忙，大型拖拉机来不了了。好在你们都有腿，可以走路，总路程大约二十公里，要走好几个小时。现在正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个别人，或许会借着这个机会脚底抹油，但我警告你们：真有这种思想的，请你收起来，给我老老实实地走到溪口去。如不听话，就地正法。我们武装队长的子弹，可比你们的双腿跑得快！”
大家默默地听着，没有人作评论。宋指导员继续说：
“出发！队伍一个紧跟一个，中间不许拉下空档。”
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不走小路，专走大道。经过村庄的时候，这个少见的队伍，引来男人们的猜想，女人们的私议。在当时车流稀少的情况下，我们这支队伍，就象前线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没有一点生气。即使干部、武装不太计较我们的谈话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队伍就这样有气无力地流动着象沙漠里即将断流的季节性河流。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跋涉，日头近午了，队长看看大家都走不动了，让我们原地休息。
人们纷纷拿出馒头，大吃大嚼起来。这时，周迅达摸遍他那身蓝色中山装的所有口袋，也找不到馒头的踪影。丢了，不会吧！
周迅达，四十二岁，因为不堪忍受高音喇叭的骚挠，趁中午时刻冲进造反派的广播室，破坏线路，使广播停止两个多小时。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十七团判处他有期徒刑八年。他平时很少跟人说话，也不跟人搭伴合群，到我们问多了，才透露出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人到中年日当午，馒头被偷了，怎么过？还是戴振芳伸出援手，将自己的一份掰一半给他。他不接。戴振芳说：“你就拿着吧！你都知道，我平时的饭量很小的。”
周迅达终于接下，无望地望着远处，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既象在品尝一种美味，舍不得太快咽下，又象在品尝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我们大家都怀疑，这偷鸡摸狗的苟当，一定是陈清发干的。他平时分得蕃薯，都舍不得吃，先到其他监房拾取人家丢弃的蕃薯皮，将肚子填饱，到下午临上工前，再吃自己的一份。我们觉着，凭他的肚子，一定是将自己的一份馒头早早吃了，现在正在吃的，是周迅达的。果然不出所料，经翁俊浪一吓唬，他就不打自招了。
连江琅口的施必琅，五十多岁，是我们中的老者，弯背弓腰，体质很弱。队伍出发时，他还挑着一只轻薄的小木箱。到了翻山过岭时，吃不消了，拿出馒头来收买年轻人，想雇人将他的行李挑到目的地。虽然馒头十分诱惑，但大家都很疲乏，目的地还有多远，还要走多少时间，都是个未知数。谁也不敢答应。还是我答应了，但并没有收取他的馒头。因为我几乎没有行李，在他扔掉一些瓶瓶罐罐之后，我挑起他的行李，一直到了溪口。他对我很感激。
在我眼里，施必琅是个了不起的速算家。小队里登记购买日用品，都要预先造册，将每个人所需的用品的名称、数量、价格注明，统计好。物件的单价由大伙房提供。在作统计报表时，其他小队有旧算盘可以利用，我们没有，全靠施必琅的口算。统计时，小队长每念第二个数字时，他随口就说出两数之和，其速度之快不比算盘逊色。
当时，每个犯人每月的伙食费是七元五角，零用钱一元五角，作什么都要精打细算。若要买一只面盆，就要积攒好几个月。
队伍行进的速度之慢，超乎预料之外。当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才到达建阳城关。大街上不是我们休息的去处。大家的肚子都饿极了。有几个犯人要求干部给我们买一些干粮分给大家。干部说，你们当中，有的人在干部这里存有现金和粮票，有的没有，怎么办？几个犯人说，我们愿意多出，买回来大家一起分享。但干部不同意。干部、队长催我们继续往前走，出了城区，才让我们在路边停下来休息。武装队长掏出在城关买来的点心，当着我们的面津津有味地吞食起来，谗得我们直流口水。
从大山坪、小湖到城关，至多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从城关到溪口，还有七八公里。当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双腿，磨磨蹭蹭到达周墩渡口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们索性躺倒在石砌的斜坡上，尽量地放松四肢，任凭武装队长怎样用脚踢，用枪托推，也不愿意起来。还是宋指导员够耐心，善言相劝：
“走吧！不远了。再往前走一个拐弯就到了。顶多二里路。大号里的晚饭早准备好了，每人半斤米饭，比你们平时的定量多得多。是我吩咐他们给加量的。你们不走，也吃不到饭，也休息不了。还是慢慢走吧，走一步少一步。”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只好懒洋洋地起来，继续磨吧！其实，这时候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饿了。真想躺下睡个美美的觉，即使这一觉睡下去，再也醒不过来，也是美满极了。
我们的队伍继续磨，十五分钟的路程，又走了两个多小时。九点半，终于在大号围墙外的大门口清点了人数。一个不少，如数收监。分管干部进来，为我们安排了早已腾出的房间。我们把行李放下，也不掸衣，也不洗脸，到伙房领取饭菜，狼吞虎咽起来。
第二天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