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匆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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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堰城县回营地，妈妈把我叫到跟前，要我给外婆写一封信。她说：
“爸爸、妈妈给外婆写了信。你都上二年级了，想不想跟外婆说几句话？”
“想。”
“那好。你也给外婆写几句吧！妈妈把你的信一起装进信封，寄到福州去。”
“妈，外婆看到我写的信，一定会很高兴吧？”
“那是当然了。”妈妈站起身来，把椅子让给我，说，“好了，不打扰你了，快写信吧！写完让妈妈看看，给你改一改。”
妈妈拿出她的针线笸箩，坐到床沿去，开始给我纳鞋底、做布鞋。妈妈真是想家了，她哼起家乡的闽剧小调，脸上像是绽开的桃花，好看极了。难怪爸爸那么疼她，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吵过架。
我坐在桌子前，开始写信：
亲爱的外婆：
您好吗？
我叫振铎，小名亮亮，是您的外孙。我已经上二年级了。听爸爸、妈妈说，我们部队很快就要去福州了。到了福州，我们一定去看您。您要多多保重身体，等我们回来。
祝您
健康长寿！
您的外孙 尹振铎敬上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 日
信中有几个字我不会写，如外孙的“孫”字，长寿的“壽”字，以前都是繁体的，笔划很多，问了妈妈后，才写上的。
4
不久，部队一路南下。我的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是在福建的浦城县国立小学上的，但没等期末考试，就又搬家了。
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有个阿姨给我们家送来一竹篮子的礼品。妈妈把它挂在楼板横梁的钉子上。我望着摇晃未定的竹篮子，猜测里面装着什么好吃的东西，就问妈妈：
“妈妈，竹篮子里的东西好吃吗？”
妈妈并不作声，急忙进入卧室，抽出一张草纸，折成对半，对着我的嘴，使劲一擦，说：
“小孩子不要多嘴！”
我不敢再问了。后来我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我和小妹的“定亲”礼品，就是花布、红布、剪刀、尺子之类，也有一些即食的糕点，后来自然是给我吃了，但当时不但不能吃，还不能说。
过了几天，那位阿姨就领来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说是怕我寂寞，给我作妹妹的。
三年级上学期，我们全家到了福州。
还在浦城的时候，我们换了两个住处，后来的住处，是一家二层的木板房。我们住在楼上。由于所处的地势高，我们打开房间的边窗，极目远望，可以看见远处山上的点点火光，到了夜色深沉的时候，火光更加明亮。我问妈妈，那是什么火。妈妈告诉我，那是烧炭师傅在山上，点燃炭窑里的木柴，木柴燃烧发出的光。光在黑暗中特别明亮，其实白天也亮着，只是被强烈的阳光压住了。
妈妈打开边窗，注目远望，也许正向着福州的方向。她正在想外婆吧？我让妈妈抱起我，探头窗外，许多房子的屋顶都在我们的脚下。我问妈妈：
“烧炭师傅一定很辛苦吧？”
“你说呢？”
“我想他们一定很辛苦。他们要先砍伐，将大树锯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将它们破开，再竖立在窑洞里，封上口，点燃火，好几天后，火熄灭了，要从窑顶注水降温，再然后，打开窑门，取出木炭，将它们装篓运往商店，最后卖给我们。我们只要花点钱就买到了，多方便啊！”
“儿啊，你长进了。师傅烧炭的整个过程，你都记下了。”
我们的队伍一路经过建阳、建瓯、南平……，也许是从福鼎或宁德，经水路到达福州的。大约是在1949年四、五月份，我们的船队从福州的下杭路小桥码头登岸，一路径直到水部琼东路（就是出温泉的地方），早有打前站的为部队预备了住处。
爸爸将我们带到琼东路一家酱鲯店的斜对面，向一家富裕户租了一间房。这间房是从大门进去、屏风右边的厢房，大约有二十平方米，作为卧室十分宽敞。房里打一张床，墙角摆上桌子和皮箱，空处放一张小圆桌，一家四口人，就在这里用膳。妈妈在屏风拐弯处，安放一张小桌子，放上煤油炉，算是我们的厨房。
我们一家人安顿好以后，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看望外婆。
外婆住在我堂姑（人称八姑）的家里。外婆虽然生了二男一女，一个去南洋，一个送人，一个远嫁浙江。我们几经周折，才回到福州，也未能尽一点孝心，所以，只有堂姑（就是外婆的侄女儿），才能收留她。
我们看到外婆的时候，她已经卧病在床，上气不接下气了。她那张瘦得变了形的脸，让你看了不敢接近。爸爸将我拉到外婆的床边，妈妈抱着妹妹，对外婆说：
“妈，这就是你的外孙和外孙女。”接着推推我，“亮亮，叫外婆。”
我一边扯着妈妈的衣襟，尽可能地远离外婆，怯生生地叫了声：“外婆。”
在我的想象中，外婆的相貌，一定不是这样的。望着她那张瘦骨嶙峋的脸，我实在不敢靠近她。妈妈一次一次地推我，让外婆勉强伸出来的枯干的小手，拉着我的手。外婆吃力地嗫嚅着，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
“亮，亮，你回，来啦！我看到，你的，信啦！你真，乖……”她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爸爸、妈妈和众人都不让她再说话。她收回了手，爸爸将被角给她掖上。妈妈摇了摇怀抱里的妹妹，让她叫外婆，妹妹竟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们在八姑家吃的午饭。八姑给了我们一副小巧玲珑的象牙筷子，说是外婆送给我们的，是南洋大舅父寄回来的。
妈妈又领我去南台，看望二舅父、二舅妈。二舅妈一生生育了四男一女，夭折两个，只剩下二男一女。妈妈不知怎么说她，她耿耿于怀，说：
“都说我生孩子象拉屎一样容易。她倒好，一辈子只生一个，比我强到哪里去？”
从二舅妈家回来没几天，我们就去给外婆奔丧。在料理丧事的日子里，与二舅父、二舅妈再次见面。
一个晴朗的日子，爸爸领我们去南门兜，看望干爹、干妈。那一天阳光明媚，大人们的心情都很好。从南门兜西北角的一条巷子进去不远，就是干爹、干妈的新家。他们在苦竹打造的桌椅板凳上喝酒。在炎热的夏天，冰冰凉凉的苦竹椅子，坐上去十分清爽。后来我们再没有机会去看望他们。到福州后就仅此一次。
接下来的日子里；爸爸都很晚回家。似乎公务很忙。有一天，爸爸破例在上午九点多回来。他关上房间所有的房门，撬开木地板，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打开，里面是一些长枪子弹。他坐在矮凳上，以高方凳作工作台，将长枪子弹改成短枪子弹。他将改过的子弹装进手枪里，抠动子弹圈，转了几转，还算满意，把枪插入腰间的枪套。妈妈坐在一旁，脸色阴沉着。她似乎已经从爸爸过分严肃和紧张的表情中，觉察出不详之兆来了。爸爸出去了，没有回来吃午饭。那一夜他很晚回来。他回来时我早已睡着了，妹妹就更不用说了。我半夜醒来，爸爸和妈妈正在悄悄地说话，想必他们已经说了很久很久。妈妈发现我醒了，停止了说话，让我起来小便。我小便完了上床，假装睡着了。他们又开始说话。天蒙蒙亮时，爸爸就出去了，从此没有再回来。
这一段时间我没上学。
5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了。不久，妈妈收到爸爸从厦门寄来的信，又过了不久，厦门也解放了，我们再没有收到爸爸的来信，也没有丝毫关于他的消息。爸爸和妈妈夫妻几年，恩恩爱爱，没有拌过一回嘴，没有红过一次脸。有我一个半大不小的儿子在身边，他们之间有什么心事，总是眉目传情，或者深夜低语，或者借外出的机会交谈。
那一天，妈妈独自坐在床沿，久久地发着呆，明眸晦涩，失神地望着我，又望望妹妹，到了很晚很晚，还没有睡意。她安顿我们兄妹俩睡了，才侧身躺下。第二天早饭后，她在泥炉里放好引火的破布和木炭，炉面上架好小铝锅，锅里放了洗好的米和水，然后交代我：
“亮亮，妈妈要去八姑家，不方便带你们两个。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中午的米水和木炭，你看到后院姆姆开始烧饭了，就用火柴点燃破布，用扇子轻轻煽着炭火，水开了，就用勺子搅一搅，不要让米粒沉底，也不要让米汤溢出来，看看饭熟了，招呼妹妹一起吃。吃完午饭就睡觉，一定要把妹妹照顾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其实，我早就会煮饭了。那一年，我才六岁，就是在浦城，妹妹还没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外出应酬，也是这样在小炉子里，安放破布、木炭、米、水，然后点火、煽风，煮饭。所以，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因为我已经八岁了。
妈妈天天早出晚归，说是去布厂织布挣钱，养活我们。
妈妈每天很晚回来，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艰难地上床，好不容易将两条腿伸直，牙根咬紧，低声叹息。妹妹很快睡着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减轻妈妈的痛苦，在疑惑中，也慢慢地睡着了。
有多少艰难，她总是自己扛着，也不跟我说。或许她看我年纪小，跟我说了也白说。有好几回，妈妈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欲言又止，只是紧紧搂着我，拍拍我的后背，让我睡去。我真浑哪！妈妈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却能睡得着。我真后悔，为什么不能快快长大，为妈妈分担一些痛苦和忧愁呢？
妈妈得的是脚气病，就是水肿病的一种。因为缺乏营养，使水气聚集在小腿肚上下，不能消去。可想而知，母亲拖着这样一双病腿，每天还要成千上万次地踩踏织布机的踏板。下工后，又要急急忙忙地赶回家，给我们烧饭、洗衣……。除了母亲，谁能有这么坚强的毅力？
母亲很少买菜，将仅有的一点好菜留给我们下饭，自己吃饭从来不就菜。她让我从西厢门外，顺着三十几级台阶下去，到那广阔的菜地里，去向农民伯伯要几颗青椒或几根蒜苗，将青椒用刀面拍扁，放在锅里干煎再撒上一点细盐，辛辣气味呛得整座屋子里的人都忍不住咳嗽，自然招来许多非议。或者将蒜苗切碎，腌在酱油里，这些就是她三餐的下饭菜。
妈妈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叫我伸出小手，在她肤面发光、几近透明的小腿肚上轻轻地抚摸，缓解她的痛楚。她满是痛苦、饱含期盼地望着我，似乎在说：
“孩子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五月霉雨季节。
连日的暴雨使天井都涨满了。左厢房外的菜地已是汪洋大海。
这几天，妈妈没有出去织布。或许是受大雨的阻隔，或许是布厂倒闭了，或许是妈妈支持不住了。总之，她歇在家里。妈妈并不闲着，她用扯碎的布条给我编织腰带。各种颜色穿插着，既好看，又适用，系着它，仿佛偎依在她的怀里。
望着老天下个不停的大雨，我到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张小字条：“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下大雨！”
下大雨多不好啊！天井满了，街上出不去了，农民伯伯的菜地也泡在水里，也替妈妈要不到青椒、蒜苗了。我把字条扔进天井，任字条在雨水中浸泡、漂流。它们在水里转了几个圈，被旋涡吸进下水道，失去了踪影。兴许被老天爷收走了。
天，仍旧是阴沉沉的，雨，没有停歇的意思。这样过了好几天，才渐渐放晴。日头从薄云中钻出来，象万道金光射向大地。从房顶到地上，渐渐露出亮光。当农田的水缓缓退去，大街小巷一片光明的时候，妈妈带着妹妹出去了。说是去八姑家。到了傍晚，妈妈回来了，给我买了几块糕点，有插着三角小旗的绿豆糕，那是我最爱吃的。又有得吃，又有得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领着妹妹在左近刘老伯伯的小店呆呆地伫立，就是在看这种三角形的绿豆糕，软软的，可好吃了，一块只卖一分钱。可是今天，它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妹妹没有回来。我推开三角形绿豆糕，不依不饶地向妈妈要妹妹：
“妈，我不要绿豆糕，我要妹妹，我要妹妹。你把妹妹弄哪儿去了？”
妈妈不答话。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我使劲摇动妈妈的手臂，逼着妈妈回答：
“你是不是把妹妹卖了？说！”
妈妈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滚而下。她只是紧紧地抱住我，什么也没说。妈妈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带着她的体温，我不再闹了。我张开双臂，趴在她的双肩上，委屈地说：
“妈妈，我不要妹妹了，我要绿豆糕，我要绿豆糕……”我的话是那么的无力，没有一点安慰妈妈的份量。我竟然声音越来越小，小到自己睡着了。
6
过了几天，妈妈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房东，雇一辆人力车，让车夫将我们送到北门外去。
我们在北门外的一座大庙里安了新家。
大庙座北朝南，分东西两部分，中间由边门串通。西侧正堂有三五个偶像，东侧没有。两边的结构一致，都是南大门进来面对宽大的天井。天井正北是正堂。天井的两边及大门和天井之间，由廻廊沟通。偶像后背紧靠板壁，板壁背后是后堂和后天井，后天井两旁是左右厢房。
东侧宽大的正堂成了工厂的厂房，安了十几台织布机，妈妈就在这里织布。
织布车间的背后，住着工厂的管理人员。我们母子在附近的民房租住。
西侧已经没有和尚。不久来了一队解放军，将正堂、后堂都占得满满当当，垫草为床。一匹军马死了，在后堂宰杀。我偷空跑去观看，直到妈妈叫我才回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撤走了，来了一大批叔叔和阿姨，几乎每人一部缝纫机。他们不但将西侧的正堂、后堂、廻廊都占满了，连我们东侧的廻廊也摆满缝纫机。他们是在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缝制帆布垫肩。任务紧急，所以清晨很早起来，晚上很迟收班，中午只是急匆匆地吃了一顿饭，没有休息。每天如此。一直到任务完成才撤走。
又到霉雨季节，电闪雷鸣。吓得我躲在妈妈身边。和妈妈相邻织机的阿姨笑着说：
“亮亮，你钻进妈妈的肚子里去也没用，雷公雷母专找不听话的孩子，他们会把你从妈妈的肚子里掏出来，甩到野外去！”
阿姨说得如此恐怖，我更加害怕了，紧紧地抓住妈妈的后衣襟不放。
我的紧张，影响了妈妈的工作。妈妈安慰我：
“阿姨逗你玩的。你放心吧。去跟小妹妹玩吧！”
小妹妹是主管的孩子，她天天都在厂子里，经常和我一起玩。她姐姐和哥哥都上学去了，只有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