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黑瓦-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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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了。
王儒安说：“走，可以，把我油麻地中学的钱还清了。”
汪奇涵到处对人说：“我没有贪污这么多钱。”可那账却一笔一笔记在那儿。他像—个花了钱却怎么也凑不起账来又被人逼着结账的人—样，急得满嘴起了泡。最后，他认了。这样，他虽然保住了公职，但，却不能做教员了。王儒安让—位副校长通知他，他的工作是管理工具、看守厕所，由白麻子直接领导。
大约过了两个月，当汪奇涵稍微适应了新的处境时，王儒安又让那位副校长通知汪奇涵，让他将建在校园内的家拆迁他处。
汪奇涵去找王儒安，当面说了许多拆迁的难处。王儒安说：“老汪呀，你自己想想吧，把一幢私人的房子建在这公家的地上，合适吗？”
王儒安完全是有理由的，而汪奇涵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汪奇涵低着头，从王儒安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走回家。
晚上，他对妻子说：“得拆房子。”妻子先是愣着，接着转过身去，掩面哭起来。几个孩子并未领会事情有多么严重，只觉得妈妈哭了，那一定是件悲伤的事情，也跟着哭起来。汪奇涵说：“这房子是盖得不对。”妻子说：“拆了，这一家人住哪儿？拆了，就一堆碎砖烂瓦，一钱也不值了。家里的钱，都退赔了，还不够呢，就是搭—个草棚子，也得有笔钱。到哪儿去弄钱呀？”汪奇涵就发呆。
事情拖了个把月，汪奇涵再一次找王儒安说：“能不能这样？这房子就别拆了，作价卖给学校吧，我也好把钱都还上。”
王儒安说：“这恐怕不行吧？校园里盖的都是公房，而你盖的是私房，格局是全不一样的。做教室行吗？不行。做宿舍行吗？不行。做办公室行吗？更不行。学校要下了，也没用处。老汪呀，还望你考虑学校的难处。”
汪奇涵—句话也就说，就走回了家。
拆房那天，汪奇涵也没惊动学校，只是找了他的几个堂兄和妻子的两个弟弟，还有两个泥瓦匠。
那天早上起来，我站在宿舍门口刷牙时，抬头看见校园东南角那幢房子的房顶上爬上了两个人。当时天气晴朗，这两个人坐在屋脊上，形象很鲜明。后来，他们站了起来，像走在山的脊梁上那样走在屋脊上。再后来，他们又蹲下了，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这时，我看见汪奇涵站到了屋檐下，朝他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见他朝房顶上的人说了些什么，但我从手势里看出，他似乎在说：“动手吧！动手吧！”那两个人又犹豫了一阵，开始揭瓦了。我用脖子上的毛巾抹去嘴角的牙膏沫，返身回到宿舍，对正照镜子的马水清说：“汪校长家拆房子了。”他没有抬头，依然照镜子。谢百三听罢，跑到门口往那边望，一大清早的，额上无缘无故地出来了许多汗。
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我就再也看不见拆房子的情景了。但那幢房子离教室并不远，隐隐约约地能听见说话声：“接住。”
“往哪儿摞？”“先摞在地头上吧。”不时地，还听见瓦片掉在地上发出的破碎声。每一阵破碎声之后，总有片刻的沉静。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耳朵静静地捕捉着那些穿过清澈的空气而传过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沟，一起—伏，像—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四部分王儒安（6）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
第四部分不属于这个世界（1）
第一节
严格来说，艾雯本不属于油麻地中学，亦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也可以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她就是来了，来到油麻地中学，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那是在我刚读高二的时候。
在这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油麻地中学托那个时代的福，居然很兴旺了一阵。
这个偏远的农村中学，竟然一下子接纳了五六位从城里下放来的中学教员，其中甚至还有几位是名牌中学的名牌教员。这些教员讲课各显风采，堪称—绝。
比如说戴希民。昆山人，矮个，长脸，光光的大脑门，说话慢条斯理，讲课时，十指轻按在讲台上，掌心优雅悬起，一动不动。讲历史，从秦皇汉武，一直讲到共和国红旗漫卷，神色始终如一，不要讲稿，不打—个磕巴，不说一句车轱辘话，一堂课下来，全体长嘘—声。而他不等嘘声完毕，已将双手插入裤兜，绝不回首，挺胸而去。
再比如说范建业。常熟人，胖而白，两眼垂了两个沉甸甸的目隙，像水泡泡，肉鼻子，大嘴，讲数学，不在黑板上多写—个字，也不在嘴中多吐—个字。那—脸自信的神色在说：我老范讲数学，绝不重复，因为用不着重复。与下课钟声同时，是他手中的—个粉笔头，垂直、干脆地落进粉笔盒中。他活生生地让我们领略到：大千世界，万物峥嵘，数乃最美。
这些人构成了油麻地中学最辉煌的—段历史，他们后来的离去，使油麻地中学顿失灵性，从此—蹶不振。但，对于我来说，我永不能忘，也永不敢忘的老师是艾雯。日后，我投身于文学，与她的启蒙密切相关。我的审美趣味，我的种种行为原则与做人的风格，也都有着她的影子。她将以她高而瘦弱的身影伴随着我，—直到我终了。她于我而言，我只能使用一个词—永在。
艾雯是王儒安亲自接来的（王儒安爱才如命）。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正在廊下慵懒地接受秋阳的照晒，艾雯出现在白杨夹道的那头。飘飘地，她就走过来了。瘦而高，轻飘如纸，单薄如篾，让人心里说：一阵风来，莫不要把她刮跑了！她的脸太长，中间又凹进去，突出个额头与下巴来。背略驼，两肩一高—低，身体就显得有点倾斜。我想起了我家中一只被鹰打伤了左翅的鸽子在大风中斜斜飞行的样子，想起了河边一架被大风折断—叶大篷的风车。飘飘地，她走近了。她的头发剪得过分短了一些，脸色有点苍白，眼窝四周是淡淡的黑晕。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轻柔的纯白纱巾。她飘飘地走过去了。我们转动着脖子，看到那条纱巾在她的脑后长长地飘动着，像行云的尾巴。夏莲香伏在陶卉的肩头上，小声说了一句：“这个老师长得真丑！”
艾雯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听说，她周围的秀才们曾给她起过—个绰号，叫“可耕田”。那时全民正学习毛泽东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