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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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第二部分政治上：变革制度（图）

　　　　蔡邕像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　　　　
　　　　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　　　　
　　　　西汉错金铭文铜虎节　　　　
　　　　元朔二年（前127），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zhuanzhi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预政加强zhuanzhi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汀莆杖蚊獯笮」倮舻拇笕ǎ晌饺ㄇ愠啊：何涞鄱源耸植宦Ｒ蝗眨锿‘入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　　　　
　　　　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建立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第二部分司隶校尉印（图）

　　　　汉高祖像设置司隶校尉。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属官，说起来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的，实际上也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尊经兴学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正式置“五经”博士。　　　　
　　　　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元朔五年（前124）兴办了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


第二部分军事上：反击匈奴

　　　　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御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达15次之多，关键性的最大战役有3次。　　　　
　　　　马邑之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又派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诱敌。匈奴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汉朝30万大军无功而返。　　　　
　　　　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但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汉武帝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设大将军加“侍中”的统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卫子夫之弟、奴隶出身的卫青任大将军；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军队各兵种的构成及训练方式。经过一番改革，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准备完成了。　　　　
　　　　卫青像　　　　
　　　　收复“河南地”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匈奴两万骑兵侵入边境，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河套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匈奴诸部无备，大败，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收复。　　　　
　　　　河套地区离长安千余里，匈奴骑兵南下不过二三日路程。汉初数十年间，常以匈奴为忧，河南地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汉朝收复河套地区，利用河套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以减省军需粮饷的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西争夺战元朔六年（前123），武帝又派卫青率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脱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像　　　　
　　　　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与霍去病有因缘的焉支山军马牧场战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做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剽姚”是形容行动勇健轻捷的样子。大将军卫青还挑选800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汉军出塞后，霍去病率800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部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汉军以少胜多，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大胜而归。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了超群的军事才能。　　　　
　　　　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杀敌8000余，俘虏浑邪王子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河西首战告捷。　　　　
　　　　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县西北），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3万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肃勤县东北）、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称为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漠北之战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廷暂时移于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司马迁像（清代版画）元狩四年（前119）春，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两万人。　　　　
　　　　在此次战役中，李广进军的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间。李广因误期而自杀。　　　　
　　　　《漠北之战图》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给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