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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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捛巴鹩蠛停岢鲂碌暮鸵樘蹩睿韭懔私鹑说奈蘩硪蟆４耸痹谖坏慕鸪实凼雷谖⊥暄樟聊锨值慕萄担髡拧澳媳苯埠茫朊裥菹ⅰ保热灰丫〉昧耸抵市缘暮么Γ率侄尉褪士啥梗夂鸵樘蹩睢Ｊ拢巍⒔鹫角┒┖驮迹烦啤奥⌒撕鸵椤薄�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
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虞允文墓志铭
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得与失：孝宗重振皇权的努力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
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ｙóｎｇ）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
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