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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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务远遁”，因此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昰、卫王赵昺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逃跑，刚刚入海，就与元朝水军相遇，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才侥幸得以脱身。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四处流亡。
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的洲。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第三次充当了可耻的逃兵。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惊恐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于洲，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下。洲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派军想夺回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新会市南，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宽仅里许，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舟。“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和中午涨潮落潮时分，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宋军大败。
小朝廷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张世杰已经对前途不抱希望，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0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一个暴风雨的早晨，元军对宋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多艘战舰被毁。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
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时，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文天祥此时正在崖山元营，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他在诗中写道：“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ｂｉāｏ）风吹鬓华。”据记载，宋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10万人！
陆秀夫负帝投海图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乡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痛哭，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亡海上。突遭暴风雨，张世杰仰天大呼：“我为赵氏已经尽心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已亡矣。如今遭逢大风，不知天意如何？若老天不要我存复赵氏，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话语刚落，狂风大作，船便沉于海中。
崖山之战是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是崖山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如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不能不让人叹服。
宋陵大浩劫
宋朝皇帝陵墓本在河南奉先（河南巩义市），北宋9帝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客死异乡外，其余7帝均葬于此。北宋灭亡以后，河南地区为金朝控制，宋帝当然不能继续葬在奉先。绍兴元年（1131），哲宗皇后孟氏去世，遗命先择地“攒殡”，待恢复中原以后，再归葬河南。后葬于绍兴府会稽县宝山泰宁寺。后来此地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及徽宗梓宫均葬在这里。
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老师的关系被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ｘｉǎｎ）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ｋū　ｌóｕ）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ｑíｎɡ）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赵昰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昰出生：咸淳四年（1268）
属相：龙卒年：景炎三年（1278）
享年：11庙号：端宗
陵寝：永福陵父亲：度宗
母亲：杨淑妃
赵昺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昺出生：咸淳八年（1272）
属相：猴卒年：祥兴二年（1279）
享年：8父亲：度宗
母亲：俞修容


附录：
宋代帝王世系（960——1279）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开宝九年（976）
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976）——至道三年（997）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998）——乾兴元年（1022）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嘉祐八年（1063）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四年（1067）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元丰八年（1085）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元符三年（1100）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宣和七年（1125）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二年（1127）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绍兴三十二年（1162）
孝宗赵眘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
光宗赵惇绍熙元年（1190）——五年（1194）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嘉定十七年（1224）
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景定五年（1264）
度宗赵禥咸淳元年（1265）——十年（1274）
恭帝赵德祐元年（1275）——二年（1276）
端宗赵昰景炎元年（1276）——三年（1278）
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二年（1279）后记后记
写这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说来容易，在行家里手看来，这种“小儿科”有什么好写的。这是误解，其实要准确地把握宋代皇帝相当困难，更何况是以很短的篇幅来涵盖。记得有一次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晓先生通电话，我告知他正在忙于撰写《正说宋朝十八帝》，并戏称这是“应景之作”，算不得什么的。出乎意料的是，刘晓先生或许是不好意思批评，或许是出于鼓励，他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理科的科普作品通常都是学术造诣极高的大家来写，人文科学的普及读物却很少如此，其实文科也应该跟理科一样，普及读物最好是由学术上成就卓著的学者来写。他还谈到了日本历史学界的情况，说元史在日本非常盛行，这与日本从事元史研究的杉山正明教授的著述有着很大关系。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将深奥的学术写得通俗易懂，影响了很多日本人，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人大为增加，进而也推动了日本元史研究的兴盛。我当时就说我不是什么“家”，更无成“家”的非分之念，无非是为了将更准确的历史知识提供给读者而已，希望多少能收到普及历史知识之功效。
当初，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先生打电话来，要我“正说”宋朝十八帝，原本是不想应承的，一则是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怕保证不了时间，耽误了出版社的相关计划，有负徐先生的好意与重托；二则是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经验，如果写不好，反倒不如不写的好；三是担心有不务正业之嫌。然而，很快又完全打消了这些念头。推广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不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愿意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决定“正说”以后，开始着手草拟提纲，在与徐卫东、宋志军两位编辑商讨之后，基本确定了写作思路。初稿完成后，每一篇都凝聚了徐、宋二位先生的心血，他们提出了很多恰如其分的修改意见，使笔者获益良多。在此，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我的研究生侯贝贝、孙健、刘雅萍、罗慧娴、杨甲、刘志华也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对他们也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