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四野档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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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半年时间，东野的炮兵连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了20倍！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他的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
三下江南战役之前和之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
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朱瑞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但由于战事紧张，接着便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主力部队的大踏步后撤，这一决定暂被搁置下来。直到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才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校长、政委、副校长均由朱瑞、邱创成、贾陶兼任。
炮司下辖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截止到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则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北满炮兵部队干1946年11初开始参加战斗。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炸药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由于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除此之外，在炮兵使用战术上，各部队也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
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参战的四个步兵师东西南北各一个，四个炮兵团也不偏不倚每师分一个，各师再把分到手的炮连分到各团、各营，甚至分到尖刀连。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东野炮兵建设也步入了第二阶段。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为总结一年来炮兵建军与作战，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提出：炮兵部队的作战，应以直接射击及近战为主，以“快”、“准”、“猛”为准则；炮兵部队的整训，军事上以提高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整顿纪律为主。
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后，5月22日，朱瑞亲率东野炮兵主力南下，配合六纵发起的拉（法）吉（林）战役。先是在老爷岭山下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随后又渡过松花江，攻取华甸。
6月中、下旬，炮司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共计集中使用了47门野榴炮。这是东野直属炮兵部队，继德惠攻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城垣突破作战。正是通过这次作战，东野炮兵部队初步掌握了步炮协同战术。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野炮兵基本走上了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后，步兵部队一改过去“炮兵帮倒忙”的看法，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历来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展开“战评”及“想办法”运动，从而使得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于攻坚作战已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由于炮兵在上述攻坚作战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步兵的赞扬和受到了东总的嘉奖。
1948年4月，炮兵司令部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一年来的作战，研究了步炮协同与炮兵使用等问题。据这次会议上的详细统计，整个东北野战军共拥有143个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总计275个连。全军山、野、重炮572门（其中包括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79门），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炮司炮工处亦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建起了三个炮械修理厂，工人已达近千人，先后装修火炮600余门，生产炮弹10万余发。
1948年8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骡马化野榴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二个摩托化高射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工兵营。除此之外，东野的12个野战军中，军有炮团，师有炮营。
1948年9月，东北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正当炮兵部队满怀豪情地投入大决战之时，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朱瑞司令员，却不幸于1948年10月5日，牺牲在义县城垣下。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1948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14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门，其中包括150毫米重榴炮36门，100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1949年4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十六、金戈铁马壮军威—铁道纵队
铁道纵队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在护路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铁道护路部队迅速发展，截止到1947年秋，东野护路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并被编成七个步兵团，第一、第二、第三团由护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则分别隶属各军区领导。护路军配合后方剿匪与前方作战，担负着北满解放区的5000多公里铁路线的护路任务。
自1947年5月中旬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强大攻势，并取得巨大胜利后，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线路多遭破坏，前沿铁路运输不通。为加快抢修使之迅速投入作战运输，1948年2月，护路军司令部将所辖的第六、第七步兵团合并组成为铁道第一团；将第四、第五步兵团合并组成铁道第二团。每团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