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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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大屠杀
序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对日本而言，占领南京是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日军在半年里同蒋介石的军队在长江一带厮杀的胜利的顶点。而对中国军队而言，英勇的上海保卫战最终失败，最优秀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的陷落则是一次惨痛的，或许是致命的失败。
现在看来，我们还可以把南京当做另一种类型的转折点。南京古老的城墙里发生的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政府撤退并重组，最终在这场于1945年结束的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在其问8年中，日本占领着南京，并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中的投降分子组成的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不具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也从未能使中国投降。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南京的暴行使公众舆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对日本。
今天，在几代人都受到日本所犯罪行及其失败的教育的中国，日本如何赎罪还是一个问题。60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
确实如此。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艾里斯·张（张纯如）对南京的悲剧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准确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日本的指挥官和军队作出如此残忍的暴行。但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张小姐此书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在本书中，她像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争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张小姐发观的其中一份这样的资料，是一份日记实际上是一份小型档案约翰·拉贝的日记。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领导着一个保护南京民众的国际行动。通过拉贝的眼睛，我们可以看鲥南京居民在手无寸铁的情形下面对日本人屠杀的那种畏惧而又勇敢。通过张小姐的叙述，我们深为钦佩在南京城被点燃、百姓被屠杀之际，在医院被关闭、陈尸所被装满、哀号遍城之时，拉贝和那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人们的勇气。我们也读到，那些知道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的日本人也为此感到羞愧。
过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所忘记，所以，本书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日本和纳粹德国后来成为盟国，却并不是很好的盟友。但是南京发生的一切希特勒肯定没有想到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帮凶、残暴的侵略者和最终被称作“对抗人性的罪行”的作恶者。W．H．奥登①曾目睹了中国发生的这场战争，他把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切更早地联系在一起③：
地图能真的标明位置
现在，那里的生命已是灾难：
南京；达豪③。
威廉·C·柯比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
注：
①w·H·奥登，英国著名诗人，19071973年，1948年获美国普利策诗歌奖：译注
②选自w·H．奥登《短诗集：1930…1944》》中〃在战争年代〃。第279280页，伦敦，1950。
③Dachau，德国巴伐利亚州地名，曾建有纳粹集中营。译注
导言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译注）。对于亚洲入来说，战争的开始则必须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满洲。
正像希特勒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一样，日本用高度发达的军事力量和种族优越感，着手建立其统治邻邦的权力。日本人很快攻占满洲并建立“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是在他们使用的〃傀儡〃一个早被废黜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是在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中。4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和河北部分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
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枣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仑车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翟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做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譬叩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甚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本书仅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残暴行径予以最朴素曲概述，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量化的记录来评价这桩人类历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实，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然而，程度上的差别常能反映类别的不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耍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编注）；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基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5，000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估计有20，000…80，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当着家人的面，父亲被日本士兵逼迫奸污女儿，儿子被逼奸污母亲。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