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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南明朝那些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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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自己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贡献,这种亏本的买卖多尔衮不想干了,他动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藩王们的心思。

这时,潜伏在潞王身边的谍报人员向他汇报,潞王私藏原来用过的公章,有危害大清国家安全的犯罪企图。

这让多尔衮终于抓住了“莫须有的辫子”,他让有关官员成立“专案组”加紧审理,以案牵案,终于让弘光、潞王、太子、秦王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现出了原形。1645年四月初九,这些人统统被斩于菜市口。

弘光朝最后的一点余烬也消散得无影无踪!

最后,我再来交待一下和弘光朝“休戚与共”的两个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人生归宿。

马士英,即老马同志不愿跟着潞监国一起参加“和平运动”,就从杭州逃了出来。逃出时,他的手下只剩下从家乡带来的四百“私人武装”,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他加入了方国安的大队伍谋求一起发展。

这时,阮大铖这个难离难弃的战友又来舍生忘死地投奔他了。原来,在杭州被“和平接收”后,阮大铖先是跟着朱大典逃到朱的老家——浙江金华。但金华人民对他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嗤之以鼻,坚决拒之于城门之外,走投无路的阮大铖只好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再次来找老马哥。

面对突然而至的阮大铖,老马同志没有丝毫劫后重逢的欣喜。痛定思痛,他现在对这个曾给予自己莫大恩情,又给予自己无数麻烦的老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反思弘光朝的“短存骤亡”,这位老友真是功不可没,因此,他对阮大铖常常是态度冷淡、爱搭不理。

不甘寂寞的阮大铖转而去和方国安方司令套近乎,阮的“脱口秀”功夫不久就让方司令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两个老头子很快便陷入了“夕阳恋”。

方国安后来加入了拥立鲁监国的行列,并向鲁监国举荐了老马同志,但鲁监国对这位“臭名远扬”的弘光首很不感冒,拒而不见。鲁监国属下的各级官员对老马同志也是如见过街老鼠,个个喊打。

为将臭名声彻底洗清,老马参加了与方国安部攻打杭州城的战斗,结果方部在钱塘江被以逸待劳的清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老马那点残存的“私人武装”也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

灰心失望的方国安和阮大铖在清军继续南下时,率军投降。

降清后的阮大铖在清军队伍中发挥个人专长,组织“文艺宣传队”自任团长,搞了一场又一场“心连心”的文艺汇演,这给清兵枯燥的军营中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阮大铖又获得了清营上下交口称赞,大家见面时都恭敬地称他为“阮老先生”。

后来清军攻打福建,阮大铖也随军出征,在翻越仙霞岭时,已经六十岁的阮大铖为了显摆其“老当益壮”的风采,和同行的清兵一起徒步爬山,结果一脚踏空,脑袋触石而亡,终于在八闽之地结束了这老小子罪恶深重的一生。

而老马同志在方阮二人投降时,却再次选择了“静悄悄地离开”。

他托人去给隆武帝送信,希望自己继续能在有生之年,为隆武帝复兴大明的事业发挥余热。

隆武帝派人对其好言相慰,但让他耐心等待。

这时的老马,子死妻亡、家破财尽,早已孑然一身,在江南大地几度辗转飘泊,最后投入了太湖吴易的抗清队伍中,并先后光荣地参加了攻打吴江和海盐县城的战斗。

坚持斗争两年多后,1647年初,太湖义军最后的营寨被清军攻破,老马、吴易等义军首领被擒获,在劝降未果后,全部被杀于太湖之滨。

老马同志在潞监国降清后,又不被容于鲁、唐两政权,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转头投向清朝,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困难时,就悄悄回到清朝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虽然不能见危授命、治国平天下了,但也出版些个人专著,靠骂骂“奸臣”马士英来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

历史似乎就这样的“诡谲无情”,与弘光朝另一“著名烈士”——史可法死后屡获殊荣、筑庙祭祀、香火不绝相比,老马死后不仅被黄宗羲等“社会贤达”唾骂,而且,在清朝官方所著的《明史》中,还把他归为奸臣类,与严嵩、温体仁等同作一传,并美誉其为屠戮弘光朝的“第一杀手”。

同样是为国尽忠,同样是殚精竭虑,但人和人的差距昨就怎么大呢?

以下是我的一个小小分析,文字浅薄,仅供一览。

其一、“一把手效应”,老马同志虽然位居弘光朝的“次辅”位置,名义上是弘光朝的“三把手”(一把手为弘光帝、二把手为史可法),但一把手弘光帝既无履职能力、又无行政经验,放在朝堂上仅仅是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二把手史可法被他挤到“领导核心圈”外的扬州城去督师,这样南明朝真正的一把手就成了他老马同志,这是当时南明人和大清人都知道的事。

既然作为一个团队的一把手,那么,就不能只享受它给予的权利,也得履行它带来的义务,承担它带来的责任。如果这个团队出了大问题,最终被首要追责的,必然是“一把手”。

其二、能力问题,既然老马同志勇于担当,因势利导、费尽心机地成为南明的实际“一把手”,就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尤其此时的南明,真是到了一个“危急存亡之秋”,清朝、大顺、大西三个政权都对南明的生存构成了实质的威胁,时代对这个“救时的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结合当时的形势,老马同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具备两种“成功人士”的能力。一为“张良式”的能力,即能制定摒弃前嫌、拉住大顺、驱逐鞑虏、进取中原的大政方针;并能在实际操作中,以变应变,恰到好处地处理一些棘手舫冲突事件。

这一点上,老马同志差强人意,他把军队的主力一直归缩到长江、淮河一线,对河南、山东的“进取”只是名义上的“收编”,看不清敌友转化的大势,一直顽固地棒着“借虏平寇”衣钵不放。在处理左兵趁清兵北来东下这些突发事件上,顾此失彼;后来清兵渡江,又轻易弃都而走。这与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差距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另一种能力应为“萧何式”能力,即能在人事管理上调和文武干部、为复兴大明同心协力;经济管理平衡财政收支、舒缓社会矛盾、保障民生幸福。

这一点上,老马更是稀松差劲,人事上,他出于自身目的,参与了南明的军队干部、党派人土、官僚队伍这三者的互相争斗,更让这三者之间矛盾不断,纷争不息;经济上他没有出台任何的“裕民”政策,把“加税加税再加税,卖官卖官还卖官”做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旁门左道,使江南农业工商业再遭重创、官场更加黑暗腐败、民众对政府的坚持率一降再降。

从以上可以看出,老马的确不是“救时的一把手”那块料,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凤阳总督的任期内,那则的老马,意气风发、平灭刘超,保得江淮一带拔云见日、风平浪静,但其一旦忽登高位,官位大于能力,他就无法突破自身发展的瓶劲了。

其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明史上说其“贪鄙”,民歌唱其“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这些都不是无厘头的炒作。“贪鄙”这种作风,在明末贪污成风的官场,老马同志搞点“计划外收入”似乎也不值得过于吹毛求疵,但在南明立国之初、百废待新的时刻,剔除明末“公务员普遍贪污索贿”这块腐肉毒瘤,重塑政府良好形象为当时行政改良的重中之重,(此时的多尔衮同志正在北京搞创建“廉洁型政府”的试点工作)。但老马却为满足个人私欲,反其道行之,使贪污成为一剂加快弘光朝速亡的催化剂。

相比老马同志的不洁,史可法可是两袖清风,一无所驭,连督师厨房中的肉都分给将士们去过节用了,除夕夜他只能拿点盐和酱下酒,这自然能赢得当时及后人们无限的敬仰和爱戴。

其四、“损友”因素。朋友分三种——益友、诤友、损友。以此推论,老马同志执政期间,有两个很标准的“损友”坏他的事,一个是他的恩人阮大铖,一个是他的上司弘光帝。前者是毫无大局观念、私心自用、眦睚必报;后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快活一阵是一阵”。对这两损友,老马同志一个出于“报恩”一个出于“利用”,都不能做合理的疏通与扬弃,反而在“党争”和“财政支出”这两个重要问题上被这两位牵着鼻子走,导致“国事日坏、人心日散”。

综合分析下来,老马同志这个“烈士”死后不但是轻于鸿毛,而且几百年来被后人指着名字责骂就不足为怪了,历史的天平毕竟还是自有其公正之处的。

第十四章 弘光朝何以速亡

在即将告别弘光朝前,我将对其做一小结,分析其为何立国仅仅一年就告灭亡。

自弘光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其君臣上下都有一个“偏安江南的曲未终,东晋南宋的梦未醒”情结,希望自已的南明王朝也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在南方的半壁河山中重新享国百年。

但是,这一情结,犹如一朵娇弱无力的花,没来及结果,就被来自塞北浩荡的冷风吹散得一干二净。

东晋、南宋何能再次立国百年,而南明,比这两个王朝控制的地盘更广、拥有的人口更多、经济的规模更大,却致速亡。这一问题,四百多年来,带着挥之不散的哀伤,深沉地在拷问着整个汉民族内心。

今天,我也加入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之中,希望个人的一孔之见也能在南明史的研究中闪烁出一点微弱的亮光。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下面,我就从外因、内因两个方面来分析弘光朝速亡的原因吧!

外因:时代不同了,对手不一样。

东晋的对手,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北方十六国。公元316年,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国灭亡了西晋,但灭晋后的刘渊并没有取代西晋、一统南北的能力和兴趣,而是在收拾好西晋都城洛阳的金银财宝后,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高坡。其后的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状态,那个政权都无力挥兵南下。

东晋在公元317年建立,一直到公元383年,在前秦统一北方后南下的66年间里,都没有受到过来自北方实质性的危胁。这就给了东晋留出了从容建国、从容发展的时间。

南宋的对手,是刚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金国,金国在1127年灭亡北宋后,也和刘渊一样,俘着徽钦二帝、带着子女玉帛,快快乐乐地回老家上京享用去了。而在北宋原来的北方区域,金国在开始的几年里,则先后建立了楚、齐两个伪政权来统冶管理,自己则只满足于抽取“保护费”。

后来在赵构建立南宋的次年,觉得很不是滋味的金国在金兀术率领下发动了一场旨在“搜山检海捉赵构”的战争,战争进行了最后,是金兀术的十万得胜之师在一个小小的黄天荡被围困四十余天,自此断了南下的信念。

双方断断续续打了十年,这十年,对金国来说,是“逝去的十年”;对南宋来说,是“收获的十年”,十年后,金朝正式确立了对北方的统冶,但却不敢南下牧马,南宋稳定了在南方的政权,但也无力北伐中原。最后的双方只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

而南明弘光小朝廷,所面对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对手,明未辽东经济的发展已与内地等肩,占领了此地区的十万多女真人被二百万的汉人所包围,宛如一条强劲的小河汇入大湖的怀抱,在经济、文化、政治上迅速汉化,再也不是一个仅得辽东一隅就心满意足的富翁了。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从后金变为大清,这不仅是一个国号的变更;从、盛京迁都北京,这不仅是一个行政中心的改变,这一切,都蕴含着一个新生民族伐取中原、一统华夷的政治理想,而辽东二十多年的行政锻造又催生了这个新生民族政治能力。

在外部碰上这样一个对手,就会促使弘光朝只能朝两条路上狂奔,要么在复兴的路上迅速崛起,要么在衰败的路上迅速死亡,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说完了外因说内因,毕竟,在促进事物发展变化的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促使弘光朝灭亡的内因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土地兼并,依然没有消解。

弘光朝所在的南方,是明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区域。之所以没有在此爆发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因为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佃农租种地主的地交出大量的租税后生存的条件还是要略好于北方;二是发达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农民的下岗再就业,成为社会的“稳压器”;三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烈火还没有烧到南方,革命缺少揭竿而起的领导者。

但稳定并不代责安定,大量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特别是在马内阁宣布田地加税后,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贫苦,对新政府是失望X失望=绝望,南明政府的统治基层根基己严重崩塌。当清军首次南下时,下层民众大部分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自发的抵抗寥寥无几。

而此时,在清朝统冶的北方区域,多年的战争破坏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为社会转入下一轮重建工作开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清廷又适时颂布了减税、认养无主地的政策,使大部分控制的北方地区开始安定下来,下层民众开始着眼追求安定、追求财富,社会经济开始慢慢复芳,结果是逐渐使清廷可掌握的社会资源有所增强,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国家领导人——皇帝的继承和培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朱元璋开国时制定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继、近支优先”四项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决定皇位的原则,在这四项原则下,皇帝的继承者的数量有了保证,质量却不保证。心理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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