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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南明朝那些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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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壁的营中宣谕和解。

宣谕后,永历帝让张先壁率军,到离武冈不远的沅州驻扎。

这样做,等于给“刘铁棍”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让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张先壁驻扎沅州后,“刘铁棍”一下子变成了“刘木棍”,相对老实多了,“废桂立岷”的政变计划也静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这舒坦的日子,永历帝还没还多久,就秋天来了,清军也来了!

在长沙、衡州结束了“避暑”的清军,趁着秋风送爽,又开始对湖南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永历帝所在的武冈。

除郝永忠在桂阳、张先壁在沅州进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将领,非战即降,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很快到了离武冈不远的斗溪铺。

“刘铁棍”派出部将陈友龙等迎战,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手下的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重要将领,全部战死,清军现距武冈仅有三十里。

在这令人垂头丧气的事实面前,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刘铁棍”的人生抉择,就是————投降。

为表示自己投降的热情和诚意,“刘铁棍”同志一边剃头“表决心”,一边派人找到“平南军”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历帝,当作“见面礼”,送给清方。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刘铁棍”的积极主动,不但没有让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让他疑心重重。

作为投降业中“资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别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对于“刘铁棍”的投降,他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官场常用语来敷衍。

这就给永历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线机会”!

永历帝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尤其对潜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见清军步步逼近,而平时大言不惭、趾高气扬的“刘铁棍”,现在却默不吱声、行踪诡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为防万一,他决定移跸靖州,并请出“刘铁棍”的老娘,请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位饱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

在“刘铁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冈的情况下。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威”,强令“刘铁棍”的手下打开城门,送永历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历帝“先知先觉”的脑袋,再一次“灵光大现”。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刘承胤的地盘,不可去,从小路速回广西。”

恰在这时,天又降下大雨,饥寒交迫的永历君臣,深一脚、浅一脚,找路直奔广西。

走到达广西古泥时,终于碰上了一支“亲人的队伍”————总兵侯性,领兵前往接驾。

感动万分的永历帝,就在侯性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柳州,完成了这次凶险而难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为这次特殊的贡献,立即被“火线提拔”,进封为商丘伯。

这次逃难时,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永历帝在半途,还特意命首辅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县入广西。

结果这回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人都没有永历帝那么幸运,途中一起被清军擒获,押往衡州。

“刘铁棍”费尽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怀抱后,随即引清兵占领武冈。

发现“见面礼”永历帝己经逃走后,大惊失色的“刘铁棍”,赶忙派出护军统领钱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

这自然是无功而返!

在这次清军对湖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除了制抚堵胤埸率马进忠仍据守九溪,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

何腾蛟见自已在湖南两年多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也只得悲戚戚地离开湖南永州,撤到广西兴安。

随后,何腾蛟手下军事实力最强的郝永忠部,也随之来到兴安。

鉴于兴安太小,无法解决郝部的后勤问题,郝部便向桂林进发,希望能得到瞿巡抚的“关心和帮助”。

但瞿巡抚,却带着更高度数的“有色眼镜”,来歧视郝永忠这位曾有过“历史污点”的原大顺军将领。

他不但拒绝郝部进驻桂林城,而且连粮草也不给予供应。

愤懑不平的郝永忠,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老传统,成立了“征粮队”,在桂林郊外实行“就地征粮”。

“征粮队”不时和当地民团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军地关系分外紧张!

这时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晚秋,清军耿仲明部越过湖南边境,对广西北大门——全州,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眼见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何督师、瞿巡抚这次紧密地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地组织了一场事关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会战”。

南明这次参战的将领,是五个经过“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将军——郝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

南明这次参战的士兵,有原大顺军、湘军、滇军、桂军,倒也个个算得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人数上,南明士兵约有十多万人,诸营并连,首尾亘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军上下此时的确有了一股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悲壮气概。

胜利的种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耿仲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全州会是自己遭遇的下一个“滑铁卢”。

11月13日辰时,全州保卫战正式打响。

焦卢赵胡四将,负责对清军耿仲明部发起正面进攻,郝部则负责绕道小路,从背后发动袭击!

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文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人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书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屋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

“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谭泰、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位均为满族)统领,赶往安徽的安庆,会同降将刘良佐部,由北向南进攻。

第二路是南京驻军,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率领,溯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会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军,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领,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镇压湖北各地的民众暴动,确保长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后,立即从湖南撤军。

撤军时,见人心思乱,就干脆将降清的“刘铁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杀掉,让这些曾经“很识时务”的家伙,即使当了一回汉奸,也没有保住那颗可怜而可卑的“项上人头”。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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