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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南明朝那些事-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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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开始杀马充饥。

当七月到来的时候,饥饿的赣州,已变得气息奄奄。

赣州的抵抗,为清军顺利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1日,南下清军在谭泰的指挥下,占领了守备空虚的九江。

7月初,清军逼进省会南昌。

见“老巢”有失,金声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赣州,全军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个月的赣州,终于有了“出气解恨”的机会,全军出城,对金、王的后卫部队猛追猛打。

待金王两人率军返回南昌时,江西的战场形势,已发生全面逆转。

清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与清军展开激烈地会战,被打败后,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围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扫清外围,切断该城与附近州县的联系。

然后,清军进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军顽强地击退。

尝到了“坚城铁拳”的清军,也“抄袭”起了金王两人曾在赣州使用过的战术——围城,准备用饥饿做“利器”,来拖跨南昌。

南明历史上最残烈的围城战——南昌围困战上演了。

最先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是南昌郊外的汉族平民。

这些汉族平民在满人统帅谭泰眼中,完全可以视同为敌国之民,无需怜悯,无需保护!

炎炎烈日之下,这些无辜的平民被集体抓来,不分穷、不分富、不分老、不分少地充当“民夫”,为清军挖壕造桥、做围困南昌的前期工作。

为节约宝贵的粮食,这些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的“民夫”,每天从清军那里,领到了食物,仅仅是一碗清可见底的稀粥。

为让前线的清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谭泰的默许下,清军可以到南昌郊外任何一个村庄,抓来“民女”,“慰安”一下自己受伤的肉体和心灵。

等待这些“民夫”“民女”都丧失使用功能的时候,不但善于军事斗争,而且还善长经济建设的谭泰,便把他们集中起来,按“斤”论价,出卖给人口贩子,转售到全国各地牟利。

而被困在南昌城中的军民,与城外的平民比起来,生活更痛苦,结局更悲惨!

围城后,城中军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食物的匮乏。

在被围了一个多月后,九月底,南昌的米价己涨到六百两一石(是赣州被围时米价的15倍)。

到十月底,整个南昌已无米可售。

被逼无奈之下,一些特殊的食物被摆上了柜台。

这些特殊的食物是:狗肉、猫肉、乌鸦肉、麻雀肉,还有老鼠肉。

但这些特殊的食物,却个个价格不菲,就是“人见人厌”的老鼠肉,一个也需银二钱。

在各种可怜的动物陆续绝迹后,城中人们唯一可吃的,就只剩下了——人肉。

于是,死人的肉,病人的肉、俘虏的肉,便“堂而皇之”摆上了大家的餐桌。

痛苦让人对死亡产生麻木。即使在金声桓开展“放生”行动,动员城中百姓出城逃命时,响应者却也寥寥无几。

“放生”行动共进行了三次,前后仅有二百多人“自愿出城”。

但就是这仅有的二百多人,也没有得到自我标谤为“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清军的保护。

谭泰对逃生者的政策,始终如一,即“男人分杀、妇女分留”。

南昌人唯一的“求生通道”也被堵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逼红了眼的他们,分别在金王两人的率领下,向城外大规模地发起了九次“自杀式”的冲锋,取得了击毙清军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的“特别战果”。

但在重重叠叠的战壕阻挡下,南昌人一次次地努力,却一回回地失败。

他们曾不断派人向永历帝求救,但直到城破,援兵依旧杳无身影。

在围困半年后的1649年1月19日中午,守军己经无力举刀杀敌。

看准战机的蒙古兵,率先竖梯登城。

南昌最终像一片耗干了养份的树叶,在饥饿与屠杀中痛苦地凋零。

在随后血腥的屠城中,熬过饥饿、熬过战争的几万幸存居民,也无一例外地享受了清军“男人分杀、妇女分留”的“非国民待遇”。

在全城哀嚎一片的痛苦声中,身中二箭的金声桓,投帅府荷花池自尽。

大学士姜日广,随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自我了断。

王得仁则始终不改“英雄本色”,在清军阵营往来冲杀,三进三出,最后负伤被俘,处以最残酷的“磔刑”。

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帝在悲伤之余,对其三人给予了“追赠爵位”和“谥号表彰”的“事后奖励”。

南昌城破后,清军陆续攻取了江西其它州县,将这片土地,再次归于清朝的统冶之下。

在这片胜利的土地上,胜利者看到的,是一片血染的土地,痛苦的土地,仇恨的土地。

并且,这次代价巨大的胜利,也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汉族的赳赳武夫中,也不乏一股铁血抗争、豪迈不屈的气节。

南昌刚被围困的八月初,李成栋已亲率大军,自广州出发,越过南雄,进入江西。

此行作战的目的,预备先打下赣州,之后挥师北上,与金王的军队“会猎”于南昌城下。

赣州,之所以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文中,是因为其正处在南昌——广州的中心点上,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个特殊的城市实在是绕不开的。

但这一次,李成栋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该城。

这是因为:

第一,他手中有十万人的军队,想前年,自己仅有四千人马,就能横扫东南,现在旌旗十万,难道还不能摆平一个刚刚经过战争摧残的赣州。

第二,赣州守将高进库,是他的“老战友”了。目前,这个重情重义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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