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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

南明朝那些事-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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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

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对这四支力量整理后,一个“封锁长江、阻断南北、收复南方、徐图北伐”的天才规划,在他的脑海中,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这一规划,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郑成功、鲁王的“大明海军”,自吴凇口沿长江西进,占领镇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师伐罪“轰动效应”,并切断大运河这条南方物资北运的通道,让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惨境地”。

第二步:孙可望的“大明陆军”,自湖南战场发起进攻,占领常德。尔后与沿江西进的“大明海军”,会师长江,进而完全控制长江航道,将清朝南北一截为二。

第三步:与此同时,李定国、大顺军余部发起进攻,最大程度地消灭“群龙无首”的南方清军,收复广东、四川及江西等失地。“大明海军”此时担当起封锁长江,阻制清军南下增援的任务。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兵北伐,驱逐鞑虏、恢复故疆。

这一天才的规划,堪称钱谦益版的“隆中对”。

但与原版(诸葛亮版)的“隆中对”不同的是,要让这一天才的规划变为现实,不能坐等刘备来“三顾茅庐”,而要主动走出去,策动众多的“刘备们”,才能付诸实施!

恰在这时,一个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红豆山庄。

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过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打过游击、摸过黑哨、宰过清兵,后被鲁监国封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参加过南方的反清复国运动,兵败后进入广西永历王朝统治区。

1649年7月在广西平乐,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临终遗言后,溘然长逝……

为了父亲的心愿,姚志卓在鲁监国兵败后,一路潜伏,一路飘泊,终于在贵州与永历朝廷建立了“组织关系”,成为南明朝的高级“统战干部”,专门负责在清统区开辟“第二战线”。

在与钱谦益面对面,进行了一番“赤诚相见”的详谈后,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钱老先生的天才规划所吸引,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沟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历经千艰万险后,姚志卓终于到达贵阳,先行拜见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孙可望,并把钱谦益的天才规划当面告之。

正被湖南战场僵局拖得愁眉苦脸的孙可望,闻此规划,大加赞赏,当场拍板。

若郑成功的“大明海军”,能溯江西进,则自己将于明年年初,发起常德战役,造成大明水陆两军并进的局面。

接下来,为能取得李定国、郑成功这两大“抗清实力派”的支持及响应,姚志卓随后向永历帝单独上疏,在详细介绍这一规划的同时,也建议永历帝以皇帝的名义,令郑成功西入长江,李定国东进广东,以使这一规划实施起来,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虽身在安龙,但心却不安稳的永历帝,也被这一上疏所打动,他马上召见姚志卓,并赐宴慰劳了一下这位劳苦功高的“联络官”。

在召见中,永历帝表示,自己将随后下诏给李定国与郑成功,令其出兵策应。

认为一切妥当后,姚志卓同志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东归之路,以把这一“好消息”飞报钱谦益。

第三十一章 生死大会战

两攻广东

“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就在钱谦益孜孜以求地规划自己的复明大计时,广西的李定国,己经在“另辟蹊径”了。

这一“蹊径”,就是联络闽粤沿海的郑成功,进攻广东!

李定国在孙可望“不欢而散”回到广西后,发现由于倾兵北上,原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桂林、梧州己重陷敌手,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地域,仅限于广西西北部。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李定国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是“据桂自守”,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广西全境,尔后关起门来,做一方“呼风唤雨”的诸侯。这一条路,风险虽低,但收益也小。

另一条路是“东进广东”,同郑成功会师于岭南大地,尔后利用广东的财力(广东的财赋约为广西的十倍)及人力(广东境内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在坚持战斗),出师北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由南向北、收复失地。这条道路,风险虽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远”的理想再加上对郑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郑成功建立了联系,多次给其写信,把自己进攻广东的计划,与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动交流。

在得到郑成功的承诺后,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先占领了战略重镇梧州,接着师出广东。

3月14日他指挥军队,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25日进抵永历王朝的“废都”————肇庆。

正如李定国判断的那样,经过“岭南三忠”与“反正起义”革命教育过的广东人民,政治思想觉悟贼高。

当李定国进粤后,广东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义师纷纷云集响应,攻城夺地,主动配合他的进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李成栋反正,1650年见李大势己去,便转而叛投清方,属于一个立场不太坚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对这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家伙,都不会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广东局势稳定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赣副将刘伯禄出任潮州总兵,而把郝尚久拨拉到一边,降格为有名无实的广东水师副将。

咽不下这口恶气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干,在拒不听调的同时,开始积极为再次反水作淮备。

在得知李定国挺进广东后,郝尚久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开反清。并自封为大明永泰侯,改元为永历七年,下令全城割辫裹网,再着汉装。

郝尚久起义后,自知单凭本部兵力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全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于是在加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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