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李自成都可称得上一个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个问题：李自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李自成是一个优点远远大于缺点的人，他坚韧、顽强、勤奋、节俭、志存高远、律己甚严、与士卒同甘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苦难的人生及刀光剑影的博杀中，仍能有一颗真诚和宽容的心，率真不虚伪。而主要的缺点，是缺乏一种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心态，而正因为少了这种心态，导致了他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缺乏应该匹配的知识含量，从而不断出现认识盲点和误区。
第三个问题：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为什么失败？
是啊，李自成这样一个英雄，一个大写的“人”，他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却在推翻明朝的统治后，功亏一篑地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五百年来让人挥之不去、扼腕长叹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答案。
但基本的观点是：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原来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报大顺朝“权将军”刘宗敏夺去其爱妾陈圆圆之仇恨，转而向关外的满清“投怀送抱”，并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联合打败李自成。之后，满清进入北京，建立满汉蒙地主联合政权，而李自成则从北京退到山西、陕西，最后退到湖北，撤退中丧师失地、一败再败，最后命丧九宫山，一代英雄骤然陨落，大顺朝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也来谈谈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吧，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象李自成这样农民造反有成功的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有两次成功的范例。
一次是秦末农民起义，农民兄弟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刘邦同志领导农民造反军先推翻秦王朝统治，后打败项羽，建立了立国近四百年的汉王朝；
另一次是元末农民起义，贫农兼和尚的朱元璋同志借助农民造反的风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扫灭群雄、兼并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在我国数量众多的农民造反史上，除了这两个“成功人士”外，再无他人。张角、黄巢、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等均以失败而收场。
恭喜我，答对了！那继续讨论，这两位同志造反成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大体而言，这两位成功人士的造反的社会背景就是四个字——“官逼民反”。秦末，秦朝繁重的徭役、兵役、沉重的赋税逼得人民只能揭竿而起；元末，除了上述原因外，自然灾害和元政府的民族歧视剥削政策也成为农民造反新的“催化剂”。
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大的原因千百年来被忽视，这就是这两次农民造反中，知识分子都曾大量加盟，并最终理性地促使造反由“破坏型”转向了“建设型”。
那么，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大量参加造反运动呢？在其它时期，一贯标谤以“冶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转而就成了“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驼鸟”，对造反大业视而不见呢？
先从秦末说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刚统一建国后的11年，在这11年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份比较庞杂，战国时期的儒、法、墨、道、兵、纵横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中间，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余的几家都统统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与战国时期“游走列国、出将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时不时还应犯点小错误，把小命儿送上，“焚书坑儒”则揭开知识分子被“暴力打压”的序幕。
元朝呢，知识分子（此时以“儒生”为绝大多数）更是进入了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寒冬”，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前朝（即宋朝）“与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为了连娼妓都不如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流芳千古的绰号——“臭老九”！
这还罢了，元统治者连碗饭都不赏给知识分子吃，90多年的立国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执行了近5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了，知识分子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后十多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而言，分明是永无出头之日。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强烈愿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所以，当秦末、元末农民造反的风暴掀起来时，知识分子就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地入股农民起义，以推翻现存的，让知识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王朝。秦末，张良、萧何、陈平、韩信、范增、郦食其、陆贾；元末，李善长、刘基、宋廉、杨宪、章溢、叶琛等大知识分子纷纷“毛遂自荐”地跑到农民造反领袖的麾下效力，在他们的“名人效应”带动下，成千上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中来，并在其间起了三大作用：
1、为农民造反及后来的建设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到张良这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特殊的“万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县一域的“百里之才”，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后顺利转轨为建设新国家的各级社会管理官员，使农民政权由短暂存在“武政府”转身变为长久发展“文政府”。
2、以吸纳古今、博取众长的知识，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知识结构，使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领袖们知识含量大幅提升，视野大幅开阔。知识的增加必然会影响领袖们的思维、决策，从而也为农民起义提供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元末老知识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3、为整个社会提供有利于新政权的舆论导向。“士为民之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引导舆论导向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将会使农民造反运动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强。
这就是知识分子加盟造反运动后的作用，正因为这些作用，使刘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机遇。
反观那些失败的农民造反运动，小的不说了，大的如张角、黄巢，及本文讨论的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义队伍的机遇。在这四位同志起义时，知识分子有了通过保举或科举能大规模参与原政权建设的路径，当然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弃安取危地加盟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事业。
相反，大量的知识分子在造反事业初起时，出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目的，往往会站在造反者的对立面——政府那边去，成为反对造反，镇压造反的生力军。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大明体制下，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明朝不但恢复了科举，甚至连举人都有了做官的资格，还创建了大量的学校，上学的知识分子不但自己有些工资挣，而且家属还能跟着有补助。这项“助学兴教”的国策与明朝相始终，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主动投奔闯王造反，不是牛金星那种因官司丢了“举人”功名的主，就是小时候被门夹过，属严重政治脑残的“怪异人士”。
这样细细想来，李自成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落了个“粗人造反，廿年不成”就不为怪了。他刚开始造反时，大明的知识分子视其为“洪水猛兽”，惟恐避之而不及，即使后来眼看大明政府将要倒台，大顺政府像一轮“红太阳”冉冉升起时，知识分子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但在随后，李自成也一直拿不出吸引知识分子加盟的“优惠政策”来，而“追赃助饷”中，有些资产的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成为被无情剥夺的目标。因此，从李自成整个造反事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明的知识分子是一贯与之对抗到底的，水火不融的，更不要说参加协助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李自成的人才库里，只有众多打打杀杀的军事人才，却不见众多治国安邦的政治及社会管理人才（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算大顺集团有些名气的文治人才，但这三位与萧何、李善长等人才相比，太小巫见大巫了！）。
没后一类人才的支撑，我们就发现李自成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完善的国家政权机构来管理得到的人民和地盘，也就无法给人民以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社会依然在痛苦中呻吟和期待。
另外，在大的决策方面，没有知识分子这些有头有脑的人来提合理化建议，终究顾此失彼、失误多多。
看来，出来混，最怕的就是没赶上好时光啊！
把李自成赶下岗的多尔衮呢，则幸运多了，因为李自成帮他把知识分子效忠的对象搞掉了，知识分子转而去找新的效忠对象了。多尔衮也紧握机遇，快快地编了个套，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套了进来。这一套，也套出了大清267年的江山。
“知识分子加盟是造反成功必备条件”这一定律也可验证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也能在农民造反的基础上建立，因为领导农民造反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引进先进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团结工农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在她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但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加入，而且更有数以百万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呢！
大顺朝的那些事就说到这里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在各位英雄的推动下还在不舍昼夜地前行，南明，登场吧！
第四章 弘光继位
帝位候选人
之所以现在才写到南明真正的历史，是因为本人叙事能力有限，只能用“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传统方法，先把大顺的事说完再说南明的事，很对不住大家。来，继续！
1644年3月1日夜，大顺军占领大明首都北京，崇祯自尽！（专业用语：驾崩）
北京城成了大顺的天下，标志着大明中央政府的完蛋，但这并不表示，大明王朝就此终结。
在我国历史上，当一个政权的中央政府被推翻后，其“残余势力”换个地方，再搞出一个新政府，继渎打着老旗号，来延续旧王朝的存在，也是屡见不鲜的。汉族王朝的典型代表是东晋和南宋，少数民族王朝典型代表是西辽和北元。
而现在放眼大明的江山，虽然中原和西北已经“糜烂”，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仍处于大明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而且，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国民生产水平居世界前列，还没有被“下岗农民”捣乱破坏。
更让人安慰的是，当年明成祖北迁时，一为了不影响老爹朱元璋在天上的“情绪”，二为了照顾子孙万一那一天在北方混不下去了，跑回老家南京来还有条退路，所以就把南京当作大明的“留都”保存至今。
要说我国有两个以上都城的王朝也不少，唐朝就有三都，西安、洛阳、太原；辽朝更绝，有五都，临潢、大定、北京、大同、辽阳。
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和这些都城相比，还是有些区别的，不但一直保留了六部，而且还保留了都察院等一整套和北京相对应的中央班子，连名称也特别，南京所在的省不叫现在的江苏，而叫“南直隶”。
当然，与“第一首都”北京相比，南京的六部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称为“吏隐”（相当于现在的巡视员），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和北京相对应衙门的官员是一样的。
凡事都有特例，在南京还是有一些实权部门的，最主要的实权部门有三个：南京兵部尚书、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按理说，两京制应该是个好制度，但倔强而又小心眼子的崇祯帝愣是没有利用，两次南迁留都的大好机会白白错过，导致了3月18日夜的煤山自缢，直让九泉之下的朱棣老老老爷爷捶胸跺足，大呼：“孺子不可教也。”
“前师不忘，后事之师”，后来的清朝皇帝就聪明多了，纯粹不以首都得失为怀，英法联军来了就放弃北京去“北狩”，八国联军来了又放弃北京去“西巡”，结果仍然还可以回过头来大大方方地重整河山，又嬴得王朝几十年的生存。
好了，题外话打位，继续说事。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大明中央政府的一切政令就无法发出了，南京的各位“高干”们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勤王”的诏书后就再也收不到邸报了，这让各位“高干”越来越感到不安。
局势的骤变把南部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史可法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史部长个人履历如下：
史可法、男、1601年生，字道邻，汉族，祥符人（今河南开封），为“东林泰斗”左光斗的学生，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崇祯十年（1637），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1641）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在史部长43年的人生中，最突出的光辉事迹是一、雪夜苦读，庙遇左光斗；二、乔装改扮，探蓝左恩师；三、西安赈灾，廉洁无所取；四、巡抚安徽，领兵苦剿“匪”。而从这些履历里，可以看出史大人是一个工作勤奋、尽职尽责、清正廉洁、有所作为的学者型领导。
四月一日，史部长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倡议书，七日，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两天后，他又误听了一个的消息，崇祯帝己乘舟由海逍南下，太子也从小路得以逃出。史部长立即将此信息对外公布，南京留守“高干”们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但第二天就传来了崇祯帝煤山自尽的消息，并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