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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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么一场争斗做背景，司马昭夫妇都很担心，临终时都留下遗言要司马炎善待司马攸，一定不要报复他。司马攸是个行为举止很有气度的人，说话做事总是合乎礼法规范，谁也抓不住他的过错，司马炎在他面前也不由得小心谨慎，每次总要斟酌半天，想好了词句才敢开始和他说话。就这样，一场风波之后，司马氏兄弟之间依然尽量平和地相处，至少在面子上还过得去。
新皇帝的温和路线
司马炎即位以后，也开始思考曹魏政权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对宗室的防范过于严密谨慎，宗室的手中没有权力，日后皇帝一旦出现危难，就没有得力的亲属来辅佐他。考虑到这些，司马炎就把许多叔侄兄弟都封作王，给了他们领地和军队，还有任命属地内官员的权力，又让几位宗王带兵镇守荆州、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既掌民事又掌军权。但他却忘记了另一个前车之鉴：当年刘邦大封同姓子侄，后来的皇帝控制不住诸侯王们，以致引发七国之乱。这次他重蹈覆辙，若干年后，司马氏宗亲中爆发八王之乱，同样闹到不可收拾。
除了照顾宗室，司马炎还要尽量善待士族和大臣们。这些人都为司马氏获得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司马炎做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封给富有荣誉意义的官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另外还封了许多异姓公侯，赐给他们食邑。这些当然都要从百姓的赋税中产生，由此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可想而知。
在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上，司马炎也显得很宽容。当魏帝和汉帝退位之后，他们的宗室都受到了禁锢，现在司马炎却下令解除了这些约束。后来对待蜀国和吴国的宗室时，他也是尽量优待。这在历代王朝对待前朝宗室的策略上，可算是难得的宽容了。用人的时候他也不计旧仇，把一些曾经帮助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政权的人都任命为官，即使有人反对也毫不在乎。对于有能力的前蜀国官员，他也大胆起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政权的好处。
司马炎在执政时期，还制定了著名的《泰始律》。这部法律体例完备凝练，显示出宽厚治国的精神，尤其是减去一些关于死刑和株连的规定，对社会上各种矛盾有所缓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臣张华等人的提醒下，司马炎很重视法律的普及行动，让人把关于死刑的条目抄出来张贴在驿站里，让百姓前去观看了解，扩大了在民间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司马炎也是尽量宽容。他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又任命东部鲜卑慕容酋长慕容廆为鲜卑都督。当时有许多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人在北方居住，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也时时爆发反抗。曾经有人建议司马炎将这些少数民族人迁回原地居住，以免将来爆发更加严重的民族冲突，但司马炎考虑到这种建议在实际中很难执行，同时也会使晋朝丧失很多兵源和劳动力，就没有采纳。但这种矛盾确实日益加深，在司马炎逝世后终于彻底爆发，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期，曾经受到司马炎重用的刘渊和慕容廆也成了汉国和前燕两个政权的建立者。
一生中的最大政绩
司马炎这一生中最大的政绩当数消灭东吴，完成了南北统一。这场战争一直影响到百年后的淝水之战，当时的前秦君主苻坚就是因为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像西晋那样横扫江南，才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南征。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司马炎打算平吴时也有许多人反对，不是也成功了？
但西晋的经验却不能推广到前秦。前秦国内存在太多隐患，东晋的实力也非东吴可比。
在司马炎的时代里，曹氏和司马氏前辈们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国内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惟一的问题是西部边疆不稳定，却也还可以承受。而在南方，东吴的君主孙皓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性情暴虐，倒行逆施，生平最喜欢做的就是用酷刑杀人。在他的统治下，吴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百姓人心浮动，西晋的统一大业赶上了最好时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为消灭吴国做战略准备。羊祜是司马师的内弟，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受到当时百姓和后世人的尊敬。接受这道任命后，他在襄阳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努力加强战略物资储备。
虽然吴国的形势已经每况愈下，但江东依然有许多人才，羊祜在襄阳期间，三国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出任东吴对晋方面的主帅。他颇有父亲的遗风，上任没多久，就在与晋方的较量中攻城破阵，让羊祜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羊祜明白自己遇上了对手，就采取相持战略，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边界军民，让东吴百姓也感受到西晋政权带来的好处。
五年之后，陆抗病逝，晋军又得到了机会。羊祜向司马炎提出讨伐吴国的建议，但却遭到贾充等人的反对。贾充是晋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中历来以奸臣的面目出现。他前期最重要的活动是当机立断，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因此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站在司马炎一方，成了晋武帝最信任的大臣。这个人出身法学世家，颇有才干，曾经主持修撰《泰始律》，为西晋一朝立下汗马功劳。他强烈反对伐吴确实也有自己的理由：西晋对平定东吴的确没有必胜的把握，曹操大败于赤壁的阴影犹在，他认为皇帝不该拿江山去冒险。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导致行动上的患得患失，贾充成了极端的反战派。
虽然羊祜一再请战，但司马炎在贾充等人的影响下总是不同意。羊祜很忧愤，感叹说：“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现在上天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难道一定要等到错过以后才后悔吗？”又过了两年，羊祜也患了重病。临终前他让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如今孙皓暴戾，已经尽失江东人心，趁着这个机会攻打东吴，一定可以成功。但如果孙皓死了，下面再有个英明能干的人继承他的位置，重新赢得江南人心，到时候调整战略，再加上长江天险，恐怕西晋就再难灭掉吴国了。最后他向朝廷推荐杜预，让他继续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金陵王气黯然收
羊祜看得没错，杜预果然也是个卓越的统帅。他到任后先设了一道离间计，让孙皓换掉了颇有能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削弱了吴军的西线实力。几个月后，他再次向朝廷上表要求攻吴，司马炎又陷入了犹豫中。
正在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向武帝上书请求出兵。为了制造攻打东吴所用的战船，他几年前就去了四川，在益州制造了大批舰船，造船时削下的木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漂到东吴，当地的官员猜出了西晋的战略意图，向孙皓报告，但他却完全不理会。东吴官员只好用铁索横拦住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还造了不少一丈多长的铁锥放入江中，想用这种方法阻挡住西晋的战船。
从王濬开始造船到现在，前后已经有七年了。早期制造的船已经开始朽烂，七十岁的王濬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向皇帝表示自己希望能在去世之前看到东吴的平定。司马炎徘徊无计之余，找来张华一起下棋，希望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正在这时，杜预的又一份请战书送过来，一向积极主战的张华推了棋盘，向司马炎极力陈述灭吴的好处。这次司马炎终于不再犹豫，不顾贾充等人的反对，下定决心要攻打东吴。
羊车游宴晋史纪：武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而后父杨骏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朝政大坏，至其子惠帝，遂有五胡乱华之祸。
不久之后的公元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派出六路大军总共二十万人，分别从武昌、江陵、夏口、巴蜀等地出征，开始了平定东吴的军事行动。作为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被任命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元帅。诏令发出，贾充仍然坚持说伐吴不利，还说自己老了，难以担当此任。但司马炎却说如果贾充不答应的话，他就要御驾亲征，贾充没有办法，只好去襄阳上任，负责军队的调度工作。
从第二年年初开始，晋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王濬率领着接连百里的水军船队从益州出发，沿长江顺流而下。他们造了几十个巨大的木筏先行开路，江里的铁锥都扎在木筏上，漂到远处去了。然后晋军又造了许多几十丈长的大火把，把它们放在船的前面，一遇到铁索就点燃火把，结果铁索纷纷被烧熔断开。此后的晋军势如破竹，直攻建业，东吴军队一败涂地，孙皓走投无路，只得向晋军投降。到这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三国鼎立时代终于结束，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几百年后，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写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充满了对这段历史的追思与感怀。
胜利的消息传到各处，却是有人欣喜有人愁。贾充在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仍然上表说东吴不易平定，请求司马炎撤回军队，还要求腰斩张华，没想到平定东吴的捷报却及时送到，让他很是难堪。不过司马炎倒是很理解这位老臣的心情，只是极力宽慰。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纷纷向皇帝道贺，只有先前从吴国投奔来的孙秀没有参与，他回忆起当年二十岁的校尉孙策在江东创立基业的辉煌，不禁痛心疾首，向南方落泪不止，感叹说：“苍天啊，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而在羊祜生前最喜欢登游的岘山上，襄阳的百姓们为他建起了祠庙，立碑祭祀，司马炎追思起当年羊祜为灭吴而进行的苦心经营，不禁也潸然泪下，说：“今天的这一切，都是羊祜的功劳啊！”
西晋的辉煌顶峰
孙皓被送到洛阳，晋武帝在大殿上见到他，说：“我在大殿上给你设这个座位已经很久了。”孙皓在统治国家上虽然没有才干，却也颇有骨气，当下回答说：“我在南方的时候，也给你设了这么个座位。”
贾充也不怀好意地问孙皓：“听说你在南方设了不少酷刑，有凿人眼睛，剥人脸皮的，这是什么刑罚？”
能言善辩的孙皓当然不会让贾充占了便宜，他回答说：“这种刑法是专门给那些弑君的奸臣准备的。”
贾充听了顿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司马炎也不生气，给孙皓安排了优裕的生活，又任命了许多随他投降的东吴大臣为官，还减免了东吴百姓的赋役，让江南人民对晋朝增加了不少好感，当地也因此稳定不少。
统一天下之后，西晋最辉煌的时刻来临了。自从东汉末年大乱以来，群雄并起，三分天下，其间不知有多少百姓兵士死于战争。如今和平时代终于来临，人们繁衍生息，国家又恢复了繁荣的景象。短短两年之间，重返家园的战争流民和新出生人口就有一百余万，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占田荫客制是西晋经济制度中最富代表性的政策。虽然它在形式上规定了人们占有田地的上限和下限，希望能籍此达到限制私人兼并土地并保证国家赋税来源，事实上却没有相关措施保证这些做法的实行，因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宗室兼并土地的现象依然严重，依附豪强的流民日渐增加，都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乱中难得的太平时期，在西晋之后，当中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时，已经是三百年之后的隋朝了。
平吴之后，司马炎的作风也渐渐变了。当他执政之初，曾经厉行节俭，削减各地进贡，禁止乐舞百戏和游猎器具，甚至连宫中牵牛用的青丝绳断了，他也要下令用青麻代替青丝。但到了后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统治集团奢靡成风，再也无法控制，不单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竞相斗富，就连司马炎自己也改了当初勤俭的习惯，日子越过越荒唐。
那时司马炎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游乐、宴饮，对国家大事越来越不在意。平定东吴以后，他选了吴国的五千名宫女进宫，嫔妃实在太多，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去见哪一个，干脆就坐上用羊拉的小车在宫里转，停在哪儿算哪儿。有的人希望皇帝停在自己门前，就用盐水洒在门前的草地上，吸引羊儿停下。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连羊都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停在哪儿了。
武帝后期，朝政握在了皇后的父亲杨骏以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的手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权倾朝野，时人称他们为“三杨”，许多朝廷里的旧臣都被疏远、贬退，朝廷渐渐显现出破败的气象。也经常有人向晋武帝提出规劝，晋武帝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做得不对，却也已经形成了习惯，而且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千头万绪，他感到懈怠，不愿意再去做努力了。
难以理清的矛盾
扫灭东吴是司马炎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刻。但当外患解除之后，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许多开国帝王在建立国家时，面对的天下是一片废墟，他们尽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尽情挥洒，草创制度，一砖一瓦地按照计划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而司马炎则不同，他面前是一个已经颇有基础的国家，名义上他是个开国皇帝，实际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守成之君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朝中到处都是比他资格更老的元老和长辈，每一步举措都可能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引出数不清的麻烦和纷争。平吴之后，王濬和王浑两位功臣争功不下，司马炎封赏其中一方，就会引起另一方不满，最终皇帝也只能在他们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消除来自双方的抱怨。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经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只能时刻小心翼翼地维持各方面的关系，让它们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也正是因此，司马炎对于大臣们的建议总是显得很宽容，即使他们意见再激烈、态度再不客气也不怪罪。因为他明知道许多建议于国于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