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术-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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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役
明神宗对于抚顺城被攻陷表现出相当的惊愕和高度的重视。为了保住辽东，挽回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在与朝廷众臣仔细商议之后，他决定对努尔哈赤大举用兵。负责全权规划此次行动的是辽东经略杨镐，公元1618年六月，杨镐前往山海关调兵，蓟门、宣州、大同、山东等地以及朝鲜援军云集辽东，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指挥这支军队的除杨镐外，还有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但这些人要么是只会纸上谈兵，要么是只善于官场斡旋而不善于建功立业，几经讨论之后，他们以辽阳、广宁为根本驻地，兵分三路，围击努尔哈赤。
第二年初，明军与后金已经陷入了对抗状态。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大举来袭并没有感到惊慌，在清楚地分析了形势之后，他一面派大贝勒代善率领五千兵马驻守扎喀关，抵御明军的进攻，一面亲统大军乘虚出征支援明军的叶赫部。在获得节节胜利之后，叶赫部的锐气被大大挫伤，努尔哈赤这才转而对付明军。
自从明朝发兵以来，努尔哈赤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动向。他估计明军长线作战、大举进犯，必然是希望速战速决，但他们的后勤补给肯定不能支持长久战，针对这个弱点，他开始做长久防御、坚壁固守的准备。
二月，后金派出一万五千人的分队，到萨尔浒山上筑城，建立防御重地，并派骑兵前去保卫。努尔哈赤认为明军主力实际上不是杨镐的组合军，而是从抚顺而来的，由杜松率领的三万西路大军。他认为在总体实力上，他明显不是明军的对手，但自己的优势在于能够有针对性地集中力量、各个歼灭。因此他制订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主力明军，然后再将其余的乌合之众各个击破。
杜松率领着军队出了抚顺城，几天后就占驻战略要地萨尔浒，本来他在战略上占有优势，但由于贪功冒进而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不听劝告，独断专行，放弃了在军事要地萨尔浒与后金军对抗的机会，主动进攻挑衅，又亲率一万人攻打附近的界凡城，兵力再次分散，给了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努尔哈赤亲率六旗四万兵力包围萨尔浒山，命儿子代善、皇太极率二旗兵力在界凡城迎击明军。之后，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向萨尔浒山发起猛烈攻击，不适气候和不熟悉地理环境的明军顿时乱作一团，纷纷西逃，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军被歼，总指挥杜松等将领也都战死。八旗兵在萨尔浒山取得速胜后，奋勇打击其他三路明军。不久之后，来犯明军除李如柏指挥的南路军逃往沈阳之外，其余三路大军全部为八旗兵各个击破。
在这次大规模的战役中，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以少胜多，还用最小的牺牲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完全得力于努尔哈赤的沉着应战和指挥得当。他善于乘敌军易将时歼灭敌人。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后，明廷改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努尔哈赤便按兵不动，蓄势以待，静观其变。等到明廷罢免熊廷弼，以袁应泰取而代之的时候，努尔哈赤便乘乱发起沈辽之战，大获全胜。在这次战役之后，努尔哈赤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后金的兵员数量达到了二十万，军事实力第一次能够与明军势均力敌。这次战役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打退了明朝的进攻，为努尔哈赤的发展争取到了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战后的努尔哈赤立即开始在临近明边界的地方屯田驻军，移民筑城，时时的骚扰明朝边防，而明朝在战役后却元气大伤，只能是消极应对，再没有能力轻言大军讨伐。在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朝与后金的攻守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努尔哈赤由守势转为攻势，更加增强了进军中原、颠覆明朝的决心和信心。
宁远惨败
在取得了萨尔浒战役的胜利之后，努尔哈赤明白，只要自己战略运用得当，有一个恰当的时机南下，中原广大的疆域就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于是他一方面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一面着手准备更大的行动，推进向中原挺进的步伐。而此时的明辽东境内则一片混乱，难民似潮水般涌入内地，明朝边官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努尔哈赤看到明边空虚，人心浮动，就在萨尔浒战役结束后的当年六月乘胜追击，兴兵攻打开原、铁岭、柴河、抚安，迅速取得了胜利，再次给明军以重创。此后，由于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失去了明军的后援，也很快被后金所兼并，努尔哈赤终于彻底实现了将女真各部归为一统的理想。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派人潜入沈阳，联络城内蒙古饥民作为内应，随后亲领大军渡过浑河，猛攻沈阳城。蒙古饥民与努尔哈赤里应外合，战斗异常激烈，八旗军作战异常勇猛，不久就攻陷沈阳城。随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师进兵辽阳，明军引水注壕，环城列炮，死守孤城。八旗兵从右翼毁闸，左翼毁桥断了明军水源和退路，之后很快攻进城去，与明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明辽阳经略袁应泰兵败自杀，总兵贺世贤战死，辽阳城也落入后金手中。第二年，努尔哈赤又再次出兵大败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下狱被判死刑。
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更名为“盛京”。沈阳处于东北的要冲之地，是关东地区的枢纽与咽喉所在，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正因为此，这是一座久经磨难与沧桑的城市。汉代时它属于辽东郡管辖，称为“侯城”，为屯兵而筑起了土城；到了金代，土城在战火硝烟中被焚毁。到了元代的沈阳路和明朝的中卫城，仍是一座用于戌守的城市。沈阳的地理位置比辽阳更加优越，它号称“左控朝鲜、右引燕蓟、前襟溟渤、后负沙漠”，地处松辽平原南部的辽阳、广宁、开原三镇鼎峙之中，如果以松辽平原为腹地，就能西叩关门、东通建州、北抚蒙古、东南控朝鲜，是能攻能守、进退两宜之地，其优越的战略地位是辽阳无法比拟的。此外，这里还是一片富庶的土地，它物产丰富，森林茂密。于是努尔哈赤认定了这是后金再迁都的最佳之地，如果在这里建都，既能保证皇室贵胄军兵之需，又可满足黎民百姓生活所用。经过反复权衡和纵横比较，努尔哈赤力排众议，最后以半命令的性质结束了这场迁都纷争，迅速迁都至沈阳。努尔哈赤这一果断之举成了后金政权关键时刻的新转机，为后金统治东北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对明作战带来了新的契机。此后的事件发展证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是明智而适时的选择，在统一东北，入主中原中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此前后金也曾经多次迁都，以求与中原交往方便，这次定都沈阳，成为了女真历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它标志着努尔哈赤迈向中原的脚步又跨进了一大步，也有利于女真各部的进一步汉化和发展。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战役，几乎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这其中虽然有着部分幸运的成分在内，但是其个人非凡的军事才能却在一次次的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而，他此生的最后一次亲征却惨败而还。
在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兵败被杀之后，明廷派天启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具有出众的政治才干，他出关赴任之后，勤于政事，巡察边务，整顿部伍，储备粮草，积极防御，还任用了名将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随时防备这努尔哈赤的再度来犯。努尔哈赤此时已经是晚年，很是希望自己有生之日能看到后金定鼎中原的那么一天，于是很紧张地为下一次大规模的出征做准备。
袁崇焕绝非一般将领。他爱兵如子，踏实肯干，出兵讲究知己知彼，决不贪功冒进，对付努尔哈赤也是以守为主，坚壁清野，死守宁远。他的战术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两人联手，防范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对这两人很是忌惮，但此时的明朝却帮了努尔哈赤一个大忙。辽东经略孙承宗不仅是大将和帝师，更是东林党的领袖，他与以明朝内廷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在明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他被阉党排挤，一气之下辞官回乡，接替他担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爪牙高第。这个高第只会溜须拍马，无能而胆小，刚刚上任，便命令山海关外的明兵全部撤到关内，此令一出，使得孙承宗的几年辛苦经营付之东流，袁崇焕深知宁远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一旦丢弃宁远，再难抵御后金铁蹄，对高第的命令愤恨不已，拒绝执行，孤军坚守宁远。努尔哈赤知道以后，大喜过望，认为袁崇焕孤军守城，对自己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袁崇焕一面积极做好迎战准备，一面号召宁远城内军民团结起来，共同保卫宁远，他激动地向全城军民下拜，鼓励士气，城内军民无不感动于将军的赤胆忠心，纷纷倾家助军，誓与宁远共存亡。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副将祖大寿一起，在宁远城上架起了十几门红夷大炮，将敌人置于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以区区万人守军静待努尔哈赤二十万大军来攻。努尔哈赤本想奇袭宁远，就计划凿城，内外夹攻，但此时正是晚冬初春，东北天寒土冻，凿城不成，只好改为强攻。这时袁崇焕的大炮派上了大用场，只要后金兵来攻，城上就放火炮，于是努尔哈赤连攻两天仍未能克城，而且伤亡越来越惨重，他本人也中炮负伤，只好暂时罢攻。这时的努尔哈赤大为震惊，自从他反明起兵以来，从未遇到如此有力的抵抗，不禁感慨说：“自从我用兵以来，没有能抵抗我大军的人，这个袁崇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够做到！”于是他率军撤围，回到沈阳。此后，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认为此生挺进中原无望，郁郁寡欢，加上宁远伤势一直未能痊愈，导致痈疽发作，于当年八月忧愤而死。
皇位之争
壮志未酬身先死，努尔哈赤的不甘是显而易见的，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将他的大业继承并完成，然而在内廷宫闱之间，又有怎样的无奈！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在亲族内部曾经掀起血雨腥风。然而即使这样，他最终也没有将皇储之事处理好，面对复杂的宫廷斗争，比在战场上更加的让这位天命可汗心力交瘁。
当时在诸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此外，还有很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多尔衮、多铎。在这几人中，二贝勒阿敏是已经被努尔哈赤幽死的弟弟舒尔哈齐的长子，将大位传给他，当然不能够让他放心；三贝勒莽古尔泰有勇无谋，生性鲁莽，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努尔哈赤认为他带兵打仗可以，要是继承汗位，恐人品和能力都难以服众。多尔衮和多铎都深得父亲的宠爱，尤其是多尔衮，一直被努尔哈赤认为与自己最为相像，只可惜他们年纪太小，在努尔哈赤病危时，多尔衮15岁，多铎年仅13岁。当时的后金急需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完成统一大业，所以继承人绝不能是一个幼主。这样一来，强有力的皇位争夺人选就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人心，且屡立战功、威望日隆，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代善收养。”但这时出现了一件意外的风波，却造成了代善的失势。
风波的关键在于多尔衮与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她很得努尔哈赤的宠爱，有一次，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密告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暗访私通，大贝勒也曾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发现竟然属实。他很伤心失望，又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但并没有找代善的麻烦。然而，就在努尔哈赤病危的关头，这件事竟然曝光，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被族中众元老指责，已无面目再争取汗位。
但努尔哈赤虽然病重，还没有糊涂到受人蒙蔽的程度。仔细考虑之后，他怀疑小福晋的告发是由于受到皇太极的指使，这样一来，皇太极很可能会由此而一箭双雕、渔翁得利。所以，努尔哈赤并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两次立储的失败，使努尔哈赤对于宫廷斗争十分反感。代善被废之后，他即决定不再选任继承人，开始重新考虑国家未来的组织问题，并于1622年发布“共治国政”谕，希望能够彻底杜绝诸王对于汗位的企图。但是，已经具有强大实力的诸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行动，反而愈演愈烈，1623年七月，这种争夺以四贝勒皇太极处于焦点而形成暗流，努尔哈赤不得不再次警告皇太极“我岂能置你兄弟们的生死而不顾，单单让你稳坐汗位呢”？越发坚定了自己不立储君的决心。这样的现象说明，由于八旗制度的完善，成功地扩大了努尔哈赤的家族权位，但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继承人的问题，努尔哈赤所采取的方法是后金女真族的落后的制度残余，保守而不切实际。
皇太极并没有就此罢休。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伪称大汗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将大福晋逼死。至此，皇太极在汗位争夺中处于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经过仔细谋划，最终取得了众人的支持，被推上汗位。虽然努尔哈赤没有选择皇太极，在汗位传承中也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在其后登上汗位的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