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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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佐尔格在广州再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这时，他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佐尔格向她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佐尔格只说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并请求她为自己物色中国助手，史沫特莱欣然答应。
史沫特莱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她特意将一批思想进步（甚至是中共党员）的青年安排在自己在广州的住所聚会，以便让佐尔格在一旁观察挑选。
一天，佐尔格正和史沫特莱聊天，忽见门外走进来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子，他似乎怕打扰他们，便要退出去。
史沫特莱走过去，将那个中国小伙子拉了回来，向他介绍说：
“这位是约翰逊博士，德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
佐尔格见史沫特莱这样主动介绍自己，估计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个进步青年，便迎上去和他握手，并用英文说：“很高兴认识一位中国朋友，我刚来广州，希望你多多帮助。”
小伙子颇感惊奇，过了一会儿，他也用英语回答：“我叫方文，是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的汉语教师，欢迎约翰逊博士到中国来。”
佐尔格听着方文流利的英语，非常高兴，连连点头，感到这个年轻人是个合适的人选。
史沫特莱趁机向方文提出一个要求说，她和约翰逊博士都刚到广州，打算作些农村经济情况和工厂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要逗留一些时间。因为住旅馆不大方便，希望他能帮助他们租一小幢房子并配备家具，不知他肯否帮忙？
方文愉快地表示没问题。很快，他在东山市区大街的拐角处租下一座小楼，屋内配有全套的家具。史沫特莱看后很高兴，不久就和佐尔格都搬了进去。史沫特莱住二楼，佐尔格住一楼。
在这幢小楼里，史沫特莱和佐尔格接待了许多的中国朋友。方文更是这里的常客。
佐尔格很喜欢方文，在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信仰，坦承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方文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今见佐尔格这样向他推心置腹的谈话，无形中受到了一种感染，他仿佛有一种见到自己同志的感觉。
事隔不久，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离开了广州。临行前，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地址，让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在佐尔格他们到上海的一个星期后，他也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到了上海。
按约定，在一处秘密地点佐尔格和方文见面了。佐尔格的第一句话便是：“请你原谅，因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假名字。我的真姓名是理查德·佐尔格。我奉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专门侦察德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情况以及蒋介石军队镇压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具体措施，以便第三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很激动：“佐尔格同志，我能干些什么呢？”
佐尔格继续说：“这项工作须由得力的中国同志参与，才能完成任务。”
方文表示说：“为共产国际服务，我非常高兴，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佐尔格说：“目前的任务是收集情报。收集的途径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今后，你将公开发表的报刊上有关资料，翻译整理，按条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进行情报汇总。”
方文情不自禁地说：“这项工作我能胜任！”
佐尔格严肃地说：“今后你的工作由我领导，你有意见吗？”
方文回答说：“当然没有意见。”
佐尔格又问：“你懂俄文吗？”
方文摇摇头。
佐尔格遗憾地说：“俄国话是列宁的语言，你怎么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几天以后，方文将翻译的材料送到佐尔格那里，佐尔格看后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参加了社联的活动？”
方文不假思索地说：“参加了。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系，盼了两年多终于接上了关系。我怎么能不参加活动呢？”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以党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一些必须遵守的工作纪律。第一，不许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参加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联系，第三，停止革命社会活动……”
方文有些急了：“够了，够了。你要我停止参加党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我绝不能停止和党的关系。”
佐尔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释：
“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公开斗争，另一种是隐蔽斗争。党的情报工作是属于隐蔽斗争的范围，必须隐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就一事无成，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希望你进入秘密情报的领域里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闷中。党组织正在和他谈恢复组织的问题，而他却要断绝这种关系，这怎么能行呢？
佐尔格见他不说话，有些不高兴：“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
方文感到佐尔格在怀疑他，便不满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冒充的共产党员？”
佐尔格严肃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党的纪律办事。我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叫你停止党的公开活动，是为着便于开展秘密活动，难道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来拉你叛党么？”
方文被震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服从你的安排。等同志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以后不必再来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不要我和党组织发生联系。”
佐尔格摇了摇头：“你那样说不暴露了你今后工作的秘密么？你什么也不要说，只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请他不要再来就行了。”
就这样，方文脱离了中共党组织，成为佐尔格手下的第一个中国情报员。
佐尔格小组虽然成员很少，但他们已开始了工作。
克劳森需要为自己寻找适合通讯联络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终于在法租界附近一个僻静地区租下了一间二层楼的房间，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绍说是德国商人。克劳森搬进去后才发现，这间房间对进行报务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两间顶间倒适宜进行通讯联络，但那里已经住着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劳森决定无论如何要租用楼上的房间。他借口自己怕热，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凉快的楼上去，并表示愿出高价租金。女主人见有利可图，一口答应让出上楼。
但是安娜是个很固执的人，克劳森跑了三四趟以后，她才同意换房，搬到楼下去住。克劳森一搬进顶楼，马上着手设计、组装收发报机。他认为自己装的收发报机要比买来的好。如果机器出了故障，马上就能找出毛病进行修理。
显然，这个为图楼上凉快，如此顽固地坚持己见的德国怪人引起了安娜的兴趣。后来，克劳森同安娜的感情有了发展，最终他们结婚了。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佐尔格小组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为此，佐尔格请求总部增派可靠的国际战士来帮助他们工作。很快，中央总部派遣了波兰共产党员约翰作为小组的谍报员。
在佐尔格小组中有一项业务，那就是将较长的调查报告用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通过上海——哈尔滨交通线定期传送出去。当然，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和急讯则必须使用克劳森的无线电台直接发往海参崴。约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来到上海，他便在四川北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结果这家照相馆不仅成了翻拍文件的工作室，还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同时照相馆的收入也补充了小组所急需的费用。
不久，中央总部又派来一位爱沙尼亚人。他的护照上写着：克拉斯·塞尔曼，职业：兽医。但显然他除了给牲畜治病外，还有别的工作。他在约翰的那间照相馆附近开设了一家生意兴隆的西餐馆，迎来送往，完全是一副商人的派头。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叫卡尔·里姆，是爱沙尼亚最早的红色近卫军战士。十月革命后，他做为一名机枪手参加国内战争，转战各条战线。战争结束后上了军事学院，并在远东红军瓦西里·布留赫尔的军队搞过军事侦查工作，是名出色的军事专家。在小组里他使用化名“保罗”，是佐尔格在华东沿海地区的得力助手。1932年，他的妻子柳芭·伊凡诺夫娜·里姆作为一名译码员也来到上海，加入了佐尔格小组。
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越来越多，工作也日益繁忙，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活动地点。这一次，又是史沫特莱帮了佐尔格的忙。
一天，她带佐尔格来到了霞飞路1464号。这是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整个住宅区如同座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便能看到一幢二层楼的小院。小楼完全掩映在绿树红花之时，又幽静又安全。
房子的主人叫罗尔夫，是个德国人，在上海市政局任建筑师，是位同情革命的人士。而他的夫人乌尔苏拉·汉布尔格是名德国共产党员，为人热情开朗，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佐尔格了解了汉布尔格的情况后，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希望她参加他的情报小组。一开始汉布尔格有些迟疑，佐尔格便又抬出共产国际的牌子，终于她同意参加小组的工作。从此，佐尔格小组又有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每周他们都在汉布尔格的小楼里聚会一个下午，这些人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为了安全起见，汉布尔格从未参加过这种谈话，而是担任会议的警戒，防止会议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尽管他在佐尔格上海小组中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但在以后的岁月，他却成了佐尔格东京“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与佐尔格并肩战斗，一直到死。
此人，便是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佐尔格也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他的。尾崎秀实，1901年5月1日出生于日本歧阜县的一个望族世家，父亲尾崎秀太郎是位饱学之士。1913年尾崎从初级学校毕业时，因尾崎秀太郎调任《台湾日月新闻》编辑，所以尾崎秀实来到台湾求学，进入了台北中学。1919年尾崎秀实回到东京，考取了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选择了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尾崎秀实决定继续求学深造。
在此期间，尾崎目睹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自认为在信仰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此时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尾崎当年只有三十岁，他精力充沛，很有进取心。他关注中国，同情这里人民的疾苦，更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他与佐尔格一见如故。佐尔格后来说过：
“尾崎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们之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是非常好的。他能获得最准确、完整、有价值的情报。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4节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
从今天起，你们的关系就转到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
1931年的中国，形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壮大，成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中国红军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对他说道：“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中国红军的材料。现在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方文听了非常高兴。他知道潘汉年曾是上海有名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肩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和搜集敌人情报的使命，是位出色的共产党员。
方文按佐尔格所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去见潘汉年。在一个外国人开的高级咖啡馆雅座里，他们见了面。潘汉年首先简单谈了一下中央特科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要求，然后，方文将一部分材料转交给潘汉年。
会面是短暂的，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可以直接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了。
不久，中共中央特科将一名姓常的同志推荐给了佐尔格小组。老常（不知真实姓名）的父亲是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的勤务员，这对佐尔格小组很有用，往往在危险的时刻，总能利用这层关系化险为夷。
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几乎面临一场劫难。关键时刻，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向中央机关发出警报，中央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才得以安全转移。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
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
周恩来微笑着答道：“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
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
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
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乘坐一辆轿车再次来到佐尔格的寓所。紧随周恩来下车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青年。
一见面，周恩来便对佐尔格说：“我们接受你的要求，现在把我机关的工作人员张一萍同志调来，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
佐尔格非常高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