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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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奠坤从病床上坐起来，“老张，你的担子也不轻，磐石那里情况复杂，我们那支游击队里什么人都有，工人、农民、山林队……如果不加以整顿会出大问题的。”
“这个我考虑到了，”杨靖宇说：“我到那里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好，争取把它变成我党在南满的一支劲旅。”停了停，杨靖宇又忽然说：“你在那里名气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干脆，我也改个姓，今后就叫杨靖宇了，你看怎么样？”
杨奠坤笑了。他改什么姓都无所谓，反正他的真实姓名叫马尚德。：“姓杨就姓杨吧，你长我六岁，咱们就算做亲哥俩吧。”停了停他又说，“杨靖宇，好名字，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的！”
果然，杨靖宇不负众望，很快整顿了那支部队，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1932年冬，杨奠坤伤愈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和王东周（绰号“皮鞋王”）同志一起，负责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工作，从此杨奠坤开始了秘密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1938年初，杨奠坤来到原来在哈一中的老师罗稷南的家中。罗的原名叫陈小航，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弟弟陈绍韩曾是华尔顿手下的情报员，1935年被敌人杀害。杨奠坤希望罗老师能给他介绍一些进步青年，送到苏联去学习。罗稷南给他介绍了三个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
1938年3月11日，在大光明咖啡馆，伊万诺夫与杨奠坤再次见面。
伊万诺夫说道：“瓦尔德尔，现在我把一个关系转给你。明天，你到南京路中国银行门前和一位姓金的朝鲜人接头。”
杨奠坤问道：“这个人是归我直接领导吗？”
伊万诺夫笑了笑，“不仅这个人归你领导，他的组织也归你领导。”
杨奠坤的手下又有了自己的同志，他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3月12日，杨奠坤在南京路中国银行的门口佯装换外汇的样子和老金接头。然后，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长椅上坐下。
“老杨，认识你很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就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老金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杨奠坤注视着老金，他理解这些亡国亡家的朝鲜同志，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中有大批朝鲜同志和中国战友一起抗击日寇，中朝两国人民早已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杨奠坤在磐石搞队伍的那个搭档李红光就是朝鲜族人。
“老金，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杨奠坤问道。
“五六个人吧，”老金说，“其中还有个日本人。”
“不错嘛，连日本人也能争取过来。”杨奠坤又问，“老金，在上海还有别的朝鲜地下组织？。”
老金说：“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派在上海都有组织。”
“好家伙，你们朝鲜人有这么多党派，”杨奠坤好奇地问：“这些组织有统一领导吗？”
老金叹了一口气，说：“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金九先生，曾努力促成三派的团结，去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正要在长沙举行三党合并大会时，朝鲜革命党成员李云焕狙击金九，致使合党运动失败。”
杨奠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问：“老金，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
老金笑了笑：“我哪派也不是，我是名国际情报战士，难道你不清楚吗？”
杨奠坤听罢笑了，他感觉到眼前这位朝鲜同志非常的可爱。
1938年7月23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主力师团进攻武汉三镇，中国第5战区、第9战区军队奉命抵抗，拉开武汉保卫战的序幕。
这时，伊万诺夫交给杨奠坤一个任务，让他火速赶往武汉，找苏联大使馆武官沙赫夫，取回一批秘密文件。
当时武汉正处于激战中，执行这项任务无疑要冒很大风险。杨奠坤为能便于活动，带上老金同去，因为老金的日语很流利，可以扮作日本侨民通过敌人占领区。
一路上，二人所经之处，到处是日本军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烧杀抢掠，到处也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职员，一路上叽哩咕噜地，果然蒙过许多日本宪兵、特务。有时，日本军队还专门派几名士兵护送他们。8月上旬，日军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陆，杨奠坤三人只好绕道北渡长江，溯江而上，乘船进入汉口。当找到汉口苏联大使馆临时住处时，却听那里的中国房东说，大使馆早已迁往重庆，杨奠坤不觉感到懊丧。
这时，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说：“大使馆有位将军临行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可以将这封信给来人。”
杨奠坤如获至宝，急忙接过那封信拆开，信是用俄文写的，大意是：使馆已撤离，如有人找大使馆联络事宜，可到汉口玉带门车站附近的伊莲娜咖啡馆联系。
杨奠坤和老金急忙赶往“伊莲娜咖啡馆”，咖啡馆的主人伊莲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国妇女。她听二人说明来意后，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让到里面的小客厅。
两杯浓香的德国咖啡摆在二人面前，伊莲娜坐在他们的对面，打量许久，忽然开口问道：“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占的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吗？”
杨奠坤知道她在对暗号，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不，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占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的。”接着杨奠坤反问道：“我想请教，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吗？”
“恰恰相反，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老师。”伊莲娜说完站起身来，“我是10号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到汉口情报站。”
杨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莲娜的手。
伊莲娜从沙发座垫下面取出个大方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这是沙赫夫将军搜集日军的重要情报，它包含着将军同志的心血，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将它交给上级。”
“放心吧，伊莲娜同志，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它的。”杨奠坤和老金接过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
杨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杨奠坤始终为那包文件发愁。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让日本宪兵查出这批文件，可怎么办？最后还是老金想了个办法。他将战场上一具日军通讯兵遗体上的图囊打开，取出一个日军军用封套，上面印有日军军旗和“绝密”等字样，把那些文件统统装进了军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一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大口袋时，就急忙免检放行。就这样，二人顺利地返回上海，将文件交给了伊万诺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你是要回国吗？”杨奠坤轻松地说，“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
“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伊万诺夫动情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杨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米·西曼斯基回国。”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
“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记住，他叫乔琪。”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
杨奠坤觉得，乔琪这个人有一套，是个富有智慧的间谍。但钦佩之余，又多少有一些敬而远之的感觉。
1939年，欧洲战局突变。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0日，德军占领波兰全境。一时欧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一部分兵力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宁沪线从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诱降阴谋也没有得逞，它的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难以机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受挫。
一天，乔琪在法国公园内向杨奠坤下达任务，让他独自一人作为信使去香港，取回东京苏军谍报员送来的“十万火急”的情报。
杨奠坤打点行装，乘海轮从黄浦港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香港。
在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里，杨奠坤见到了从东京来的情报员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她是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交通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妻子。
安娜和杨奠坤互通暗号后，打开旅行箱，将一捆金属棒交给杨奠坤。
安娜郑重地说：“瓦尔德尔同志，这些金属棒都是空心的，里面总共装有30卷胶卷，上面记录着日本、德国的最新军事情报。你一定要将其保存好，送到乔琪同志的手中。”
杨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属棒，看不出什么破绽，他问：“安娜同志，如果敌人问我带它是干什么用的，我将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写满德文的证明书说，“你带上它，上面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印章，证明金属棒是一种工业用探测棒。你就是上海办事处的中国雇员。”
杨奠坤乘一艘日本“海云”号客轮返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这艘客轮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码头。凭直觉，杨奠坤预感到出事了。果然，从码头窜上一大批日伪警察、宪兵。
一名警察命令杨奠坤打开皮箱检查，当看到金属棒时，杨奠坤拿出证明文件向他解释。这时，一名宪兵曹长走过来，伪警察将文件递给他看，宪兵曹长看不懂，命令将杨奠坤先带到码头警察值班室再说。
杨奠坤拎着皮箱，跟着日伪宪警来到值班室。那个日本宪兵曹长很认真，拨通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核实情况。一小时后，一个自称是领事馆秘书彼肖夫的德国人来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没问题。然后，彼肖夫便用德语和杨奠坤谈了起来。幸亏，莫斯科的情报学校校长缪勒尔是德国人，杨奠坤学会些简单的德语。便和他应付起来。彼肖夫很热情，亲自将他带出值班室，并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杨奠坤婉言谢绝了他，不过表示，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为防止意外，后来杨奠坤假意去拜访了几次彼肖夫，以示联络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杨奠坤在外滩附近跟乔琪接头回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着报摊兴高采烈地议论什么。等那帮日本人走后，他也过去买了一份报纸，展开一看，差点晕过去，只见报纸上用大号字写道：“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下面记叙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附近战死的经过。最为残忍的是，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又把这颗头颅“献送”新京——伪满洲国首都，报功请赏。杨奠坤再也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踉跄地回到住所。
杨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开报纸，望着杨靖宇遗体的照片，泪如泉涌。他铺开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国际情报组“大连行动队”被日本警宪机关破获，负责人A。鲍威尔潜逃，纪守先于8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大连警宪机关捕获。共产国际满洲情报组织开始暴露在日伪机关的面前。为此，乔琪命令杨奠坤暂时停止活动。
1941年春，经过一段考察，杨奠坤认为罗稷南的妻子倪琳思想进步，聪明能干，便将她发展为情报组织成员。
1941年6月22日4时30分，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苏联军民奋起抵抗，从此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都起来保卫苏联。
这时，乔琪又命令杨奠坤恢复行动，搜集日本是否会对苏联进攻的战略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末，由于日本军队进入各国在上海的租界，杨奠坤小组的工作陷入被动局面。遵照乔琪的指示，杨奠坤将老金的那个小组交给了倪琳。从此以后，杨奠坤只同乔琪保持惟一的单线联系。
1942年9月14日，是杨奠坤与乔琪在法国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始终没见乔琪的人影，杨奠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他磨蹭很晚才回到住处。刚进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