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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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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非常高兴,用俄语和生硬的汉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张一萍同他一握手,马上想起自己早已见过他。当时张一萍正在中央“苏准会”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思齐正寄养在董秋斯同志(董秋斯夫妇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家中,她经常去看望思齐,在董家结识了史沫特莱。
有一回,史沫特莱约张一萍在董秋斯家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子。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那人只是友好并且关注地看着她,当她同史沫特莱谈话时,那人就在一边倾听着,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她,似乎对张一萍有特别的兴趣。
佐尔格见张一萍也认出了自己,会心地朝她笑了,并且格外亲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周恩来这才向张一萍介绍道:“这位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负责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此后在佐尔格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共同商定的。”
周恩来又说:“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机密。一萍同志,你已做过许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
临别时,周恩来又再三叮咛张一萍在这里好好工作,努力作出成绩,争取成为合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者。
送走了周恩来,佐尔格回身对张一萍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记得吗?”
张一萍道:“当然记得,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还有史沫特莱女士。”
佐尔格笑道:“对,我就是听了他们说了你的情况,对你进行了考察后,才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的。”
张一萍真诚地说:“怪不得上回你那么注意观察我呢,原来早有预谋!”
“什么,早——有——玉魔,是妖怪吗?”佐尔格没有明白张一萍的意思。
张一萍禁不住笑了起来。
大概佐尔格知道自己理解错了,也陪着她一起笑起来。
总之,张一萍给佐尔格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而佐尔格稳重的气质,迷人的风度,也深深打动着张一萍。
一开始,佐尔格只是让张一萍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交给方文的翻译组译成外文和编成密码,再发回莫斯科总部。张一萍负责查阅和摘编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几个大城市的权威大报上的资料,还负责接收江、浙、赣、闽、粤等南方各省送来的同类情报资料。
劳累枯燥的工作,并没有使张一萍气馁。张一萍原名张文秋,是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夫人。他们的婚史仅仅只有四年,即从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这四年中,张文秋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林育南)扮为假夫妻,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毅然承受住刚刚失去革命伴侣的心灵苦痛,服从组织安排,加入到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中,与“佐尔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德籍华人吴照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吴照高首先向张文秋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内容及纪律。
张文秋一听,也和方文一样,有些不愿意。因为凡是来这里工作的中国同志,进来后要断绝与中共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亲人的关系,除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直接有关的人,不准与任何人单独来往和接触,除根据上级指示执行规定任务外,一律不准私自外出。吴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着她问:“听清了没有,能不能做到?”
张文秋虽然觉得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还是硬着头皮一一答应。
根据佐尔格的指示,她和吴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层小楼。按吴照高的指示,张文秋将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佣住处,将二楼布置成主人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三楼也布置了一处卧室,里面是全套的西式家具陈设,又专门装了一部电话,并特别规定,今后除吴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经允许都不准去三楼。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吴照高带来几位中国同志,让他们在二楼几个小房间里分别办公。张文秋看出,他们中有的专管摘抄资料,有的管翻译,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译电报,还有人专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颇为纳闷的是,吴照高又领着一位外国妇女,径直上了三楼。上面那间西式卧室,显然是专为她准备的。但张文秋和其他中国同志一样,都坚持遵守规定,从不打听各自的身份来历,只是直接接受吴照高分配的工作。
张文秋逐步了解到,他们摘编的这些资料,虽然都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但却充分反映了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统治的军政情况和社会动向。这些消息汇集到佐尔格那里,他就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段时间以后,吴照高才告诉张文秋,那位外国妇女就是他的俄国妻子,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二楼每天摘编和译出的资料,都由吴照高和她一起校订,并由她翻成密码或作缩微、化学等技术处理,然后交佐尔格去处理。有重要资料和紧急情况,则由她用电话及时向佐尔格直接报告。
这期间,张文秋违反了一次纪律。一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许多人到法租界结队游行。张文秋想,反正现在既没事又没别人,就悄悄下楼站在门口街边看热闹。看了一会儿,张文秋回到二楼,谁知一进门,就见吴照高怒气冲冲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劈头就问:“你干什么去了?去到哪里?多长时间?见到什么人?碰到熟人说过什么没有?”张文秋如实报告了,吴照高却继续严厉训斥她:“你可不能隐瞒;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就会暴露我们的机关,后果将十分严重。你一定要讲实话,万一有了问题,我们好采取措施。”张文秋很不开心地说:“我已经说过,没有遇见熟人,没有就是没有!”吴照高却不依不饶:“没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经违反了纪律,必须承认错误!”张文秋只得低头认错,保证决不再犯。不过,通过这次事件,吴照高对张文秋的性格与作风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佐尔格商量后,决定发挥她的好动性与敢闯精神,任命她为驻华情报机构南方站站长,负责南方几省情报网的组织和联系。
同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吞并了东三省,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
这个时期,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不但更危险而且更重要的时期。共产国际指示,情报小组必须全力以赴了解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动向,不但对中国革命,对有关苏联远东地区的动态也要极为关注。
1931年初冬,根据斗争的需要,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临行前,周恩来来到法租界佐尔格的寓所,并给他带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见到佐尔格,周恩来便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报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从今以后他将到你这里工作。”
周恩来走后,佐尔格便同章文先闲聊起来,两人都用俄语进行交谈,自然话题是从莫斯科开始的。
佐尔格非常激动地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乐园。我可以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在那里有最好的图书馆和革命文献资料为你服务。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头,再不用东张西望,提心吊胆,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当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我就想尽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节奏,干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我有时甚至担心,眼前的一切会突然像梦幻般地消失。”
“哈哈,怎么你的心情和我当时是一样的呢?”佐尔格有些兴奋,起身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章文先,“亲爱的章,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我可是1924年底就到了那里。”
章文先接过酒杯,说:“我是1925年3月到达莫斯科的,比你晚一些。”
“噢,那可是个难忘的日子,在1925年3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是经过联共(布)哈莫夫尼地区委员会批准的。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一天,佐尔格特别高兴,同章文先谈了三个小时,喝掉了两大瓶威士忌。从此,章文先就在佐尔格的手下搞情报翻译工作,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直到佐尔格离开中国,他才转到地方党组织。
在众多的中国情报战士中,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吴仙青。
吴仙青是位非凡的女性,当年只有29岁。1928年到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就在佐尔格到达上海后的第四个月,也就是佐尔格广州之行前,到达上海。吴仙青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俄文名字叫叶琳娜。由于她在莫斯科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使她接触了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博古、王明、刘少奇等。同时,她也受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青睐。在苏军情报机关,她接受了正规的特工训练: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
到达上海以后,佐尔格将其视为奇才,甚至当做一件秘密武器,轻易不让她外出活动,更不允许她和朋友,特别是相熟的中共朋友见面。
终于,有一日,佐尔格向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琳娜,你是不是觉得当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你却无事可做,好像我很不信任你?那你就想错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我要让你担负更重的工作。”
吴仙青这时才明白佐尔格用意,她回答道:
“佐尔格同志,请下命令吧,我会认真去做的。”
佐尔格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建立情报小组,一方面收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情报,向莫斯科提供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要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就需要有大批的中共党员加入到我们的组织,帮助我们工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
不久,吴仙青走出租界内的漂亮洋房,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女工,甚至扮作村姑,频繁出入市井乡村,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战线。
吴仙青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她在华东、华南建立起二十多个情报点,情报人员遍及国民党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城镇乡村。同时,对于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她只要经过考查后,都将其安排在组织中,使其继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期间她就发展过沙文汉、沙文威、陈修良等同志。沙文汉解放后出任浙江第一任省长;沙文威解放后从事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修良,沙文汉的妻子,解放前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解放后任浙江省宣传部长。可以说,吴仙青为革命保存了一大批栋良之才。后来,中共党内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她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在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一位奇人,他叫蔡叔厚。此人早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他入党后,“绍敦公司”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并为党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了李强,同时调蔡叔厚协助他。周恩来所以这样安排,除了蔡叔厚政治上可靠外,更主要还在于他是留日机电专科学生,技术方面堪称一流。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1929年夏,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第一个电波,就从法租界的一间小屋子(蔡叔厚的寓所)里传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定专人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由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朱毛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联系。随即,蔡李两人又先后赶制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大别山徐向前领导的红军驻地。
蔡叔厚丰富的社会关系,卓越的无线电技术引起了佐尔格的注意。1932年,佐尔格向中共中央局点名要蔡叔厚加入情报小组,协助共产国际开始情报工作。
蔡叔厚经周恩来批准调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被分配到佐尔格小组上海情报站。同时,按组织规定,他切断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成了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中国同志,佐尔格小组在中国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佐尔格领导下的情报小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为便于读者熟知其行动规律、人员的隶属关系,现将有关组织情况介绍如下: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负责人:理查德·佐尔格
情报系统中国助手:吴仙青(女)、方文、章文先
联络员:蔡叔厚、张文秋(女)、老常
情报收集组:张文秋、吴照高
译报组:方文、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
华南站:董秋斯、蔡步虚(女)
南京站:方文、鲁丝(女)
北平站: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
武汉站:刘思慕
以上人员只是佐尔格情报系统中国组的一部分成员,因保密工作性质决定,其他成员已无法搜集到材料,在这里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在佐尔格情报系统中的中国战士,断绝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加入到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开始了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战斗。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批惊人的战例。
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中国短短的三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情报战士功不可没。
★ 张文秋——最后的“家”
1932年初春,张文秋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一天,吴照高将张文秋请到了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严肃地说道:“现在佐尔格同志要你向香港那里的同志传达一项特别指示,再亲自把那里的情报取回来。由于这个指示需要绝对保密,不能见诸文字,只能由你一字一句地背下来,记在脑子里作口头传达。”说完吴照高将一页文件交给她,让其迅速背诵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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