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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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此后若干年，很少有人知道牛兰一家人的下落。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而且按特工人员的纪律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最终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顺利地返回苏联。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命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牛兰在中国期间与托派有来往，并由此推断牛兰夫妇回苏联后很可能九死一生。事实上，牛兰夫妇后半生的生活是平静的，而且一直没有停止工作。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1936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4年回到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二万美金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牛兰案件结束了，但这个交易线索却无法割断，结果却导致佐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因为在这次交易背后，无形中留下了佐尔格情报组织和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他们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种种迹象表明，交易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特务己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为安全起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当时佐尔格坚持要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别尔津来电，告诉他中央对他有另外的安排，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曾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佐尔格、方文、柳忆遥、肖炳实同时撤往莫斯科。方文小组只剩下一个陆海防，因他未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也对这项工作毫不知情，故无需撤离上海。
佐尔格情报小组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小组所收集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有好几份情报得到莫斯科总部的高度评价。在短短的三年中，佐尔格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成员多达数百人，同时向苏联输送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习情报技术。
1933年底，佐尔格和克劳恩经海参崴回到了莫斯科，圆满地完成了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在中国的三年，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另外，他和克劳斯、安娜及尾崎秀实等人共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以后在日本的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理查德·佐尔格回到莫斯科后，接受了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别尔津将军的指示，于1933年9月抵达东京，组建代号“拉姆扎”的情报小组，开展对德、日法西斯的战略侦察活动。仅在最后三年，佐尔格就向苏共中央发出了65420组密码，即32。71万个字！这些情报包括：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谈判内容及德军在苏联边境集结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日本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情报……等等。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及数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佐尔格在中国现场拍摄和记录下来，寄回当时的德国保存下来的。
拉姆扎小组的成员来自九个国家：日本、苏联、德国、朝鲜、中国、美国、南斯拉夫和丹麦。报务员是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日本东京被捕。1944年11月17日遇难。佐尔格牺牲后，他的日本妻子安葬了他的遗骨，并为他竖了一块灰色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安息吧，英雄！为反对战争，为全世界的和平献出了生命。”
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战友们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2年1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正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交谈。
皮亚特尼茨基认真地说道：“佐尔格在中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他的业绩很让我们吃惊。”
特里利瑟尔点点头：“是啊，理查德不愧是优秀的谍报专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他的继任者到了没有？”
皮亚特尼茨基说：“接替佐尔格工作的约瑟夫·华尔顿已经启程了，估计下个月就会抵达中国。”
这时，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推门走了进来。
廖雯初对二人说道：“领导同志，前往中国工作同志的名单已经拟好。”
特里利瑟尔点头说道：“很好，为了支持中国红军与白匪作战，我们要派大批懂军事的同志到苏区去。”
皮亚特尼茨基在一旁说道：“不要落下奥托·布劳恩，他一直希望到苏区去。”
廖雯初开口道：“特里利瑟尔同志，恕我直言，我认为奥托·布劳恩并不是一个好的军事指挥员，而且此人脾气也不好，难以和同志相处。”
特里利瑟尔沉思了一会，问皮亚特尼茨基，“你看怎么办？”
皮亚特尼茨基想了想说：“那就让奥托·布劳恩暂时留在机关，做为尤尔特的副手，先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再说。”
第2节 千里大护送
1933年春，继佐尔格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莫斯科中央总部便派两位同志来到上海。
一位是被称作“老师”的苏军情报部特派员（此人也是佐尔格的引路人）。另一位是苏军远东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上校，奉命接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仪表堂堂，很有些军人气派。
约瑟夫·华尔顿，也叫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原名里赫坚施坦，曾化名博什博士、亚科夫·果列夫、华尔顿、劳伦斯等，犹太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附近一个犹太教牧师家庭，1918年克列缅楚格中学走读生毕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工农红军，在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任部队政工人员和报纸编辑，后任工农红军政治部新闻局局长，1928年10月至1930年10月在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除俄语、拉脱维亚语外，精通德语。毕业后被调入工农红军总参侦察局，此后多年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3年6月在柏林和理查德·佐尔格会面并交接工作，随即赴上海接任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亦即中国站）站长，1934年4月在上海和上级派来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老师首先将方文引见给华尔顿，方文立刻向他移交工作，一俟交待清楚，方文就撤离了上海，赴莫斯科受训。他遗留的工作由陆海防接替。
华尔顿迅速了解了佐尔格情报组织中的成员情况，并开始系统地整理各种遗留的情报资料。不久，在华尔顿的领导下，新的情报组织开始工作，嘀嘀哒哒的电波又飞向了莫斯科。
这时，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博古、洛甫同其他同志去中央苏区。行前，要求尤尔特将奥托·布劳恩也派往苏区。尤尔特征求布劳恩的同意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请示。不久，得到了答复：同意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由于这份电报来得迟了一些，博古等人已先期离开上海，布劳恩只好继续呆在上海，等候交通站的同志护送他到苏区。
6月，新委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与奥托·布劳恩相熟，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弗雷德是上级，他要求奥托·布劳恩执行他的指示，但很快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为此，布劳恩去苏区的心情更迫切。9月底，布劳恩去中国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行前，尤尔特交待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央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
10月初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布劳恩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一位叫林刚的中国同志陪同下启程。布劳恩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为防意外，怀里还掖着几百美金。他口袋中深藏着一本中国国内护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区有意不包括他的目的地——江西。华尔顿派了一辆德国牌照的轿车送他们到黄浦码头，随后他们登上一艘英国货轮，消失在浩淼的大海之中。
第三天早晨，船到广东汕头，林刚找到了特科交通站的联络员王军，并立即由他带路，乘一辆长途客车北上，向内地潮安进发。潮安是国民党的封锁区，再往北就是中央苏区了。他们到潮安后步行出城，向潮江江畔走去。
这时，几名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队员拦住他们的去路，带着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们一番。一个小头目问道：“干什么的？”
王军回答道：“这位是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参观一下附近的古代寺庙。”
小头目见布劳恩身高马大鹰目钩鼻，十足的一个洋人，没敢多说什么，急忙让路。三人继续前行。到了潮江，王军将布劳恩、林刚带上一条隐蔽在灌木丛下的小船，让二人在狭小的船舱里足足躺了两昼夜，二人又饥又渴，十分难受。
第三天傍晚，一条拖轮拖着许多小船向上游进发，布劳恩他们的船夹在其中。第四天黑夜到达韩江、梅江的交汇处三河，改道向江西境内驶去。第五天黎明，拖船在赣粤边界的石正停下。布劳恩等人弃船登岸，进入江西留车地区。这里是国民党的管辖区，因离苏区很近，盘查特别严。
按照预定的计划，布劳恩一行在一块水田附近的农舍里等候红军战士来接应。因带路的王军迷失了方向，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错过了接头时间。傍晚，三人来到那间农舍里休息，王军出去找地下党接头。
半夜，几名国民党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大声盘问，林刚从容应对。这时，进来一位佩上尉领章的军官，死死盯着他们看了一阵子。
军官阴森森地问：“前面就是匪区，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林刚说道：“这位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去那里考察寺庙文化。”
“不行，进入匪区的人都有通共嫌疑。”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跟我到团部去一趟。”
林刚正色说道：“你们竟敢这样对待德国朋友，我要到南京政府告你们去。”
“少来这套。”军官气势汹汹地说，“老子还没听说哪个外国人愿意去匪区，这里肯定有问题。快跟我走！”说着拔出手枪。
哪知，林刚比他更快，突然，他已抢先拔出一支德国鲁格手枪，“当当”就是两枪。那个军官应声倒在地上，其他的国民党兵吓得扭头就跑。布劳恩趁机拾起国民党军官的手枪，两人向屋外冲去。
两人绕过村庄，沿着水田的窄小田埂，拼命地奔跑。布劳恩在田埂上笨拙地走了几步，便一头栽进水田。这时，附近的国民党士兵已经赶了过来，呼啸的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
突然，几个头戴斗笠的精壮青年手持驳壳枪像旋风一样冲了过来，乱枪齐射，打退了国民党士兵的进攻。这时，王军跑了过来，大声喊：“林同志，我们来救你们了，不要慌！”
几名持驳壳枪的青年架起布劳恩，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在小树林里，王军告诉他们，这几位青年人是红军总部手枪队的，奉保卫局长邓发之命，特地来接应布劳恩。
布劳恩显得非常激动，哇哇地说了好一阵。林刚忙替他翻译，告诉大家：“布劳恩同志说，他一次见到红军战士。他非常敬佩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
为保密起见，布劳恩头戴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手巾，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又连续走了两个夜晚，终于安全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此行虽历经波折，甚至出现危险，但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化险为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林刚在这次护送行动中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改名叫李德的布劳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护送此人，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执行的一项艰巨任务，它开创了情报人员护送高级领导人穿越敌占区的先例，为后来的护送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3节 双雄传奇
为便于在中国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华尔顿在核心情报小组中，征召了四名中国助手。
陆海防，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北伐战争期间到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至上海，后在方文的引荐下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刘思慕，又名刘燧元，毕业于岭南大学。1926年，经鲍罗廷推荐，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后转至德国学习。1933年秋归国，经肖炳实介绍，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黄维佑，又名黄君珏，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蒋浚瑜，又名蒋渊若，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陆海防主管情报资料整理，收集，是华尔顿的贴身助手。
刘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提供核心机密。
黄维佑，负责和刘思慕直接联系，取送情报。
蒋浚瑜，负责通信联络站，寄给黄维佑的情报，都投入以“蒋渊若”名义设立的信箱。
当时，华尔顿在国民党高层有三个重要关系。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陈绍韩，最后一个便是武昌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思慕。
另外，华尔顿还掌握一个绝密的关系，那就是在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任少佐课长的川合定吉。
在这里，刘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迹，是要重重地书写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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