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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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一堆堆燃烧地契的烈焰,映照着一张张仇恨的脸和一双双仇恨烧得通红的眼睛。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人们,那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也有疑虑和恐惧:真的就这样了吗?
直到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丁丁当当”地钉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房无一间,地无一珑,、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麽几天,就这麽几把火,就这麽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看那界桩是不是还在,会不会变了字号。有人搂着那写着自己姓名的界桩,就像搂着情人一样,枕着黑土地睡着了。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现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中农利益,二是杀了些不该杀的人。
老人说,有的斩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杀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两半。
造成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在开始阶段)。比如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比如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国后“阶级斗争”中的乱抓乱打乱杀,是不是也能从当年这种行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那个时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为中外一绝),有些人则明确问道:真能让富起来吗?真富起夹了,会不会再来那麽一家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当时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来革命的农会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流氓无产者。这种人敢想敢干,甚麽都敢想敢干。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地主老财的钱财和小老婆共为己有,这等美事还能不甩开膀子大干特干吗?
最根本的,这是千百年来那种原始、残忍的血腥统治所致。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还手的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暴力对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这种制度时,愤怒的农民也同样是不在乎鲜血的。
革命本夹就不是慈悲的,有时也缺乏辨别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
“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
“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够,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其次是马匹数量大大的减少生产力水平退回了‘少帅’那个年代。”
土改中的过人行为是全国性的。而土改使生产力倒退这种后果,不知是否为黑土地所独有。
但是,无论破壤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共产党人已经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了。
再给一支枪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
“保田保家保乡去!”
“胜利反攻,人人有份!”
在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几乎写遍黑土地每个村庄每条街道的每堵墙壁。
农民有了土地,再给他们一支枪去保卫土地,这实在是大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国,没有任同一个政治集团,敢于像共产党那样武装人民,因为人民武装起来,就要用枪杆子解决自己的痛苦。
这个党,那个党,你打找,我打你,反正都是“官家”,咱草民百姓管不了,也不管。而当东家的房屋、车马和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后,面对这一切,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吗?
杀富侪贫,开仓放粮,然后率领愤怒的饥民扑向另一座城池。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在重复这样的画面。但是,没有任何阶级和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成功,那样彻底,那样更具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
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
东北是我们家乡拚命保住它!
眼泪了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
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
唱着这支《从这疙瘩到那疙瘩》,黑土地上的农民,一批批走上前线。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
还不算我们经常在银幕和荧光屏上看到的肩头背着伧,手中拿着锄头,正在铲地的那种民兵。
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魅力召唤起人民的热情,并凭借人民的力量所向无敌。
第14章打“胡子”
关东人称土匪为“胡子”。
胡作非为,那些无法无天的“胡子”,也有自己的“法”和“天”。
“胡于”头叫“大柜”。联络官叫“尚贤员”,作战部长叫“总炮头”,执法官叫“总稽查”,看管、审训“肉票”(即抓来的人质)的叫“秧子房”,通风报信的情报官叫“传号”,出谋划策的军师叫“搬舵的”,一般成员叫“小兄弟”。一般都有固定地盘,叫“溜子”。每个“溜子”的“胡子”都有“山规局事”,叫佗“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掌柜的”耍得清(不能乱抢),“小兄弟”打得清,“传号”传得清,“稽查”查得清,“线火子”(领路的)带得清;“大柜”不能吞大飨,不能奸淫妇女,“小兄弟”不能偷抢拐骗,不能反叛造谣,抢错了要送回,“秧子房”不能跑了“秧子”(即肉票,人质);盲、哑、疯、瘫、僧、道、尼不抢;同是“胡子”不夺,娶媳嫁女不夺,送殡不夺,搬家不夺,山沟不夺,码头不夺,鳏寡,孤独不夺,医生不夺。
最初也许有此古风,现在这种“胡风”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只挂在嘴皮子上了。(探究这些,需要有关专家写部专箸。)另一个特点,是“胡子”之多为中国之最,中国历来以官为尊,当官之路,一是进考场,二是拿钱买,三是哨聚山林当士匪——当土匪,受招安,再当官。一部“二十四史”中颇有些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这麽曲线当官的。而黑土地上近百年来最有名气的人物,人称“胡帅”的张作霖“张大帅”,不折不扣,就是先当“胡子”,后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帅”的。
恐怖的关东
动乱年代盛产“胡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达到一个高潮。“八·一五”后,“胡子”之多,为黑土地历史之最。
《四野战史》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⑷。
有野战重炮的“胡子”,也真够洋气、阔气的了。
凡拉竿当“胡子”都要报字号。那字号挺有意思:“天边好”,“老山东”,“老山好”,“永好”,“全好”,“九江好”,“君子人”,“绿林女子”,“大闺女”,“宋美人”,“花蝴蝶”,“菊红”,“两点”,“宝山”,“四海”,“飞虎”,“大青”,“三合”,“天助”,“久仰”,“靠山红”,“混天球”……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叫“八路军”的。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有的曾打过日本,有的还曾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后来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现在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不管日本,还是共产党、国民党,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如果有双蓝眼睛和大鼻子,那字号完全可能叫“红军”,或甚麽“斯基”之类。还有一类,是由伪满军警伪宪特组成的,或自立门户、或散布于其它“胡子”里,其中还有不少日本军人,政治色彩极浓,土匪蜂起,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黑土地人就以典型的黑土地幽默,在一些“胡子”前面冠以“中央”二字,成了臭名昭着的“中央胡子”。
老人们说:国民党正规军不像电影上演得那样,那纪律开头比八路军还好,最坏的还是那些“劫收大员”和“清剿驴子”(即国民党“清剿队”等地方武装),这些人最能捞,糟蹋老百姓,把国民党搞臭了。
国民党在东北加委的“胡子”头,“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四个旅“中央胡子”。
也算“八·一五”后黑土地上的政治土特产,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有的也不巩固,经常处在“胡子”威胁下。挂着“中央”牌子的“胡子”,口口声声称共产党为“匪”,为“八路胡子”,今天叫嚣攻打这座县城,明天叫嚷血洗那座县城,1946年10月,不到半个月,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鲜血淋漓,包括箩北县长在内的20多人,被拉到郊区集体枪杀。
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被糟蹋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公审正要开始,嗒嗒嗒嗒嗒,一串子弹射向主席台,全城顿时枪声大作。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鲜血点点摊摊,传单还在空中飘扬:“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尾巳长不了”……
在通化,还发生了由国民党特务策划,有3万多日本人参加的暴乱。
共产党派到各地去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半路上就被“中央胡子”杀掉了。
恐怖的关东,没有安全感的关东。
共产党人不铲除这个心腹之患,就不能在黑土地上站住脚跟。
1946年6月初,东北局和“东总”决定以师(旅)为单住划分地区,抽调三分一兵力打“胡子”。到1947年底,共打灭10多万“胡子”。
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黑土地消失后,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回电:无匪可剿。
这是千真万确的。
儿时,常听一些老人啧啧赞叹:小鬼子那麽凶,也拿“胡子”没法,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就怪了。
剿匪专家
——东野名将录之一
按响门铃,出来个老人。中上个头,披件银灰色大衣,戴顶棕色贝雷帽。那开门的动作,那向来者伸出的手,那缓慢的步履,都带着明显的老态。比这一切都强烈的,是任甚麽样的白发也遮覆不了的军人气质,这种气质,在笔者采访过的曾在黑土地上战斗过的老人身上,都能见到。这气质使他们在垂暮之年,也显得那麽富有活力和魅力,使人一下子就能想见他们当年的英姿风采。
此刻,这位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将军,就是当年三江(合江、松江和松花江三省)平原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
1946年8月,正是“中央胡子”最倡獗的时候,贺晋年就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
合江是太适宜繁衍“胡子”了。西南和南部是崇山峻岭,原始森休遮天蔽日,东部和北部是大片沼泽地和草甸子。草甸子蒿草比人还高,夏天人畜进去,一会儿就被蚊虫盯剩一副骨架。沼泽地更凶险,不熟悉路径,一脚下去,就别想再拔出来。如此荒蛮之地,就成了“胡子”得天独厚的极乐世界。历代官兵来剿,见是玉皇大帝的天兵天将都不敢涉足的地方,也就随“胡子”们极乐去了。伪满时期,日本人采取收买政策,“胡子”大都卖身投靠了,(老百姓说:“鬼子”,“鬼子”日本人不“鬼”,怎能叫“鬼子”,)“八·一五”后,这些“日本胡子”又摇身一变,成了“中央胡子”。其中,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和孙荣久四支“胡子”势力最大,号称合江地区的“四大旗杆”。
东北土匪为全国之冠,合江为冠中之冠。
贺晋年就是冲这个来的。
在创建陕北根据地时,他就以擅长剿匪而闻名。1939年春天,周恩来在崂山被一伙土匪袭击,彭德怀立即将贺晋年从前线召回,去剿灭这伙企图谋害周恩来的政治土匪。土匪在大山里和他兜圈子,他抓住点踪迹就穷追不舍,终于把这伙土匪一网打尽,东北“胡子”与陕北土匪当然有区别,但大路数是一样的。
开头,一些地区用大部队围剿。“胡子”到处都有线眼,人熟地熟,部队忽忽啦啦未到,早跑没影了。有时围上了,一打就散了。部队一走,“胡子”头一声唿哨,又拉了起来。
贺晋年不这麽干,他组织精干的小分队,逮住踪影就穷追不舍,而且务必抓住“胡子”头。
追进老林里打。追进草甸里打,追进沼泽里打。
贺晋年老人说:东北有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的小分队也有三宗宝,大饼子咸菜疙瘩乌拉草。追“胡子”是十万火急的事,没功夫埋锅做饭,做饭有烟也会给“胡子”报信。玉米面大饼子就着咸菜疙瘩,骑在马上边追边吃。
钻进老林就像钻进大海,夏天满眼浓绿,冬天一片银白。大饼子咸菜吃光了,就吃野菜野果,松籽榛子。夏天秋天好对付,冬天也能将就,扒开积雪找蘑菇木耳,老柞树上还有猴头。最难最苦的是没住处,特别是“大烟泡”一刮,弄不好就捂里了。有时碰见棵空心老树,心头一喜,刚要钻进去,“嗷”地一声怪叫,窜出一只黑熊。
不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