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妻子，青春焕发的女儿，多少夫妻恩爱骨肉情，可一谈到“反蒋起义”，立刻反目成仇。
在海城率184师起义的师长潘朔端，战役初期是决心顽抗到底的。有两个连长作战不力，立即将两人当场枪毙。
果子不熟透，是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的。
应该说，60军在黑土地的分娩，是怀胎於五华山的枪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个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人下眼瞧。国民党愚蠢的为渊驱鱼政策，正中共产党下怀。但是，比之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终极理想，毕竟志不同，道不合。无论怎样受歧视、排斥，滇军和国民党大方向一致，根本利益相同。
或战或降或起义，潘朔端是火烧眉毛，刻不容缓。曾泽生的痛苦，在于有充裕的时间煎熬自己的灵魂。
19岁从军，23岁入黄埔。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嵌著各种文字、符号的伧弹、炮弹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历史塑造了一大批像他一样的军人。
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接班人，是国家元首，代表正统，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支持。而且，在滇军将领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称蒋介石为“校长”的人。自知比不得嫡系，但战争结束是不会没他一杯羹的。退守长春後，蒋介石亲自写信，祝贺他成功指挥吉林撤退，并晋升他为1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他感恩戴德，如获至宝，并请了长春一流古玩商，将蒋介石手迹裱好珍藏。
更强烈的是地方观念。
从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到滇军高级将领，他是龙云和卢汉一手提拔起来的。入越受降前滇军整编，多少人瞅著60军军长这个宝座，其中还有龙云的“龙子”。结果，却是“忠实可靠，治军得力”的他成了“军座”。为了“云南王”的基业，封建军阀也是颇有眼光的。而曾泽生们为报答知遇之恩，也不遗馀力，两肋插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擎著“青天白日”旗的滇军，第一面旗帜上写的是一个“滇”字。
五华山枪响，陇耀声泪俱下，要打回云南报仇。曾泽生何尝不想雪恨？是谁给了他高官厚禄？可老蒋是白给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要紧的是保存实力。
如今，在这遥远的黑土地上，别说滇军，连嫡系也成秋後的蚂蚱了。
潘朔端起义，嫡系说是“叛蒋”，滇军说是“叛滇”。在滇军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滇”了。
现在，他不但容忍了，而且理解了：为蒋介石当殉葬品，值得吗？
潘朔端就在城外，天天都这麽喊。老师长张冲也来了，在那边呼唤。
那边是个甚麽样的世界？他不信“共产共妻”，但他打心眼里没瞧得起共产党。那副打扮，那几支破枪，也想争天下，真是异想天开。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比起共军，滇军可是堂堂国军。可共产党就像施了甚麽魔法，国军一阵风般就国不国、军不军了，他不服气，开头上下都不服气。不服气，就打几个胜仗争争气呀！却是一败涂地。
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吗？看看这边的贪官污吏，就知道那边是一个甚麽样的世界了。
他听过那边的宣传。共产党真厉害！从台儿庄到武汉，从西南到东北，他闯过多少血火？军人流血不流泪。可那一刻，他不是他了。
此刻，他知道他的官兵做的都是甚麽梦。
那是梦麽？
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如今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敞鬼，他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可“这边倒倒，那边倒倒”，就有颜见那片生他养他的士地吗，是谁给了他荣华富贵，历史将怎样描述这一笔？
眼下，还能顾得了这些吗？
而且，究竟甚麽是忠孝节义？
“不死不生，必死必生，置之死地而後生。”
9月22日，曾泽生决定起义。
当晚，与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统一思想。
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划後，10月14日清晨，派张秉昌和李峥先出城，与解放军联络起义。
当晚，曾泽生先後召集暂21师和182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号召反蒋起义。兵随将转，特别是对于这样一支地方观念极强的部队。
接著，设计将可能拒绝起义的非滇糸的暂52师师长和团长，活捉软禁。
随即掉转枪口，向新7军设防。
10月6日天亮，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驻守西半城的新7军惊骇地发现，对面东半城已经不是形容枯萎的60军。而是神采威扬的八路了。
新7军随之宣布投降。
长春，从“六点半”启动了。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曾泽生都是中将军长。
从西南到东北，只道是滇军打共军，借共军减滇军，谁曾想滇军变共军？
又有谁曾想，成为阶下囚的国民党军，在监狱中保得了性命，当年雄姿英采的共产党将军，却成了一场“大革命”的对象，有的惨死，有的残废？
人生之旅，命运之船，荣辱俘沉，谁能料得？
而当长春和自己的命运都停在了“六点半”时，曾泽生无疑是做了一次选择。
无论如何，对于长春那些还在勉强地做著呼吸运动的草民百姓，实实在在，曾泽生的选择是善事义举。
活跃的“内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是必须写一笔的。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共产党就向滇军派遣了一些党员。抗战期间又陆续派进，建立了地下党组织。60军起义後，曾泽生恍然大悟：我身边竟有这麽多共产党呀！
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是与人奋斗的大师。
内战初起，滇军占黑土地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一。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从延安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闯进关东，打入滇军内部。
延安党校学员刘浩，曾长期在云南做地下工作。妻子禄时英，和93军军长卢浚泉都是彝族，又是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卢汉的叔叔。通过这种关系，刘浩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等云南军政要人，都有接触和交往。为了驾驭庞大的战争机器，共产党人把一大批身怀各种技艺的文武高手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随时都能向任同一条战线出击。
不会说东北话的刘浩，穿越战线时扮成个哑巴。一进入滇军，一口纯正的滇地乡音，就像“少校军需官”身份一样便利。处于冬眠状态的地下党，很快恢复了活力。煽风点火，泄气搭桥，争取骨干，发展党员。地下党组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掌握了几个团的带兵实权。
随著战局发展，策反工作也越？屏蔽广告=钤竞透挥谐尚В妥搴鹤勇ひ愿裰彼易鞲椅懿涣说障档钠？诔鲈寡浴？0军收缩吉林途中，暂21师遭截击，伤亡过半。他逃进吉林，闭门不出，借酒浇愁。正在这时，共产党代表和陇耀的亲戚刘浩，带著林彪和潘朔端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後来曾泽生决定和组织起义时，陇耀起了重要作用。
这边曾泽生派人联络起义，那边内线送来敌人要突围的情报。1兵团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阴谋。刘浩以一个特工人员的经验和机敏，判定60军起义是瓜熟蒂落，势在必行。并主动要求进城，与曾泽生商谈。
拜访陇耀去得还是时候。
那是稍有失误就要掉脑袋的。
自然，他们并不光策反。
吉林和长春城防工事，兵力部署，官兵心态，都化作各种图形和文字，送出城去。陇耀那次遭截击，就是一份情报所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以实力和严酷的现实为後盾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精明的共产党人简直无孔不入。
隐蔽在沈阳“剿总”、空军司令和军运指挥所的“内线”，将国民党各个时期的作战计划、城防要图、兵力配备、军事运输、粮食供应、密码、口令等等，相继送出。国民党密码不断变换，每次都被获知。
有的译电员就是“内线”。而共产党的密码，当年难住了日本人，如今又叫国民党一筹莫展。
攻打锦州前，“内线”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制出城防工事图。
东进兵团陆续开到葫芦岛，番号、兵力编制和火器配备情况，就陆续到了“东总”。西进兵团未出沈阳，行动日期、路线和作战企图，林彪就知道了。
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与其说是在驾驭战争，倒不如说是在骂驭国民党。
笔者幸运又兴奋地找到当年“东总”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老人。老人笑吟吟地说他甚麽都知道，但这是绝密。我说已经过去40年了，有些情况是不是可以谈谈了？笑吟吟的老人，笑吟吟地坚决不谈。
第三十一章 “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 /》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