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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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年10月15　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　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更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1943　年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的大约20　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厌恶那些新面孔”，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1944　年7　月20　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的将领们“前线业务生疏”，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30　年代中期，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　年10　月9　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在这个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6　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8　条内容，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一般老百姓无法看到的事实；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指令”的一般方针，制定自己兵力区分和初期作战行动、计划，即通常所说的“展开指令”，以便使海、空军尤其是空军，能据此制定自己的详细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说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直到1944　年秋季，不可能对“作战”有任何“准备”。西方战局的准备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陆军的“展开指令”完全是以国防军统帅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战”构想为依据而制定的。下面这件事情也许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10　月21　日，凯特尔向希特勒报告了“陆军对黄色方案（西方）的观点”；两天前，陆军总司令部已将其展开指令的复写副本由国防处转呈国防军统帅部；
约德尔为此次行动亲手绘制了一份草图，标出了陆军的兵力区分，也包括空军的兵力区分。陆、空军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合作的情况下达成的；
希特勒仔细审阅了这一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凯特尔和约德尔结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尔德说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法；在经过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首脑为一方，与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长为另一方的多次会商之后，于10　月29　日制定出了新的“展开指令”；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补充了若干内容、以统帅部名义下达的指令，连同“作战指导第8　号指令”，于1939　年11　月20　日下发，在整个国防军生效。
以类似的方法，又分别于1940　年1　月30　日和1940　年2　月24　日拟制了“第3　号展开指令”，和“第4　号展开指令”，成为5　月份对西方发动进攻的依据。在此期间，希特勒运用具权威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作战计划，制定了所谓的“曼施泰因计划”，为法国战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到最后还力图阻止此事的进程。
此后，为制定西线作战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加希特勒与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几乎每天举行的会商。如有必要，会商的结果将由他们自己，或委托国防处军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三军总司令部传达。这其中还有对所谓的“单个行动”所下达的命令，这些行动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终尽脑汁、经过多次反复而确定的，即随着西线进攻的开始，将以运输滑翔机、强击工兵和伞兵群，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迅速夺占重要的边防工事和桥梁，保证部队的快速机动。第一道命令是1939　年11　月7　日下达的，接着在尔后的两个多月内，一般每隔2　至7　大便发布一次命令，共计有30　道命令。在这些命令中，进攻时间朝令夕改，不断推延。而在此期间，“事务”工作全部落在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身上。但是，指挥参谋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应作出的成绩，其中包括2　月2　日制定的为隐蔽德方意图的“迷惑敌人的方针”，以及1940　年2　月22　日汇编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内容和伪装方法，汇集了希特勒后期所作出的历次决定。
除指挥工作外，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组织工作，即尽力挖掘国内的人力、物力、潜力，弥补装备与兵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为前送物资积累必要的储备。此外、还要同帝国最高当局一起，澄清和修订占领区行政管理的依据。起初，这些任务由国防处内的“组织”和“管理”两个工作小组担负，后来，指挥参谋部参谋氏为完成内容广泛的任务，在建立领率机构的通讯网和为进攻作宣传准备工作之际，又组建了两个处。除了西方攻势以外，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个月里，还发布了在海上进行贸易战的指令，它的依据无疑都是基于海军和空军的计划和建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此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将海、空军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标上，然而多数情况仍未能满足空军及其总司令戈林的特殊愿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除了俯首听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种言辞和形式来表达希特勒准备发动西线攻势的意愿，却没有在这段建设时期，用更宽广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眼光来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从而起码能为制定一份“战争计划”提供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可以举出下面这个事例作为充足的证据，即当时德国统帅部对地中海地区的完全疏忽；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西方战局在短短的6　个星期就胜利结束时。统帅部没有制定任何有关该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工作。在战争条件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本来完全能够在其参谋长领导下，立于国防军之首，恢复它本应担负的任务。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工作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而赋予他的巨大份量，将会阻止最高统帅将指挥参谋部视为他的“办公室”’，甚至也许会对他的武断决定产生一定影响。这样一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就将高于三军总司令部，且更加巩固，就不会象已经发生的那样，由于希特勒的不断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参谋长和约德尔将军就必然会与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保持紧密联系。而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都缺乏这种联系，或者从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领率机构，在英国称之为“参谋长委员会”，在美国称之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它们的联合机构为“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而在德国却是个多灾多难的真空。
现在来看这一切失误似乎都难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指挥参谋部也完全能够在没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务。之所以没有如此，是因为国防处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发表一些鉴定性意见，在统帅部多方阻挠下，无法成为各军种总参谋部的自愿合作者。事实上，希特勒不但没有要求过这种合作，反而将各军种总参谋部的多次提示——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倡议，弃之一边，没有一次传达给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例如，希特勒在他1939　年10　月9　日的备忘录中说，战胜法国后夺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为“空军残酷轰炸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提供基地，以最终结束战争。如果这个思想在国防军统帅部于1939　年冬季正在为“围困英国”而拟制的指令中有进一步的表述，那么就很容易被发现，从而将工作停下来，对作战的前景进行认真负责的审查——尽管当时还缺乏“空战”的经验，潜艇数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几个月里，国防军最高领导根本就没有对英国列岛实施登陆作战的想法，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不是他的参谋部，从1939　年11　月日志中第一次得知，海军总部正在作在英国登陆的研究，他并没有对此表示赞同。12　月初，他又得知陆军总司令部也有登陆的考虑。甚至当海军总司令于1940　年5　月和6　月两次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情况时，约德尔依然无动于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对登陆计划并不感兴趣。另外一个在1939　年秋尚属正确的理由，在这个时期也不尽合理了，即有人说国防军年老的军官们，还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线攻势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0　年春季，国防军最高统帅还多次有过这种想法，即争取大加称颂的“钢铁同盟”的盟友意大利，派20　至30　个师，经德国突破马奇诺防线，向朗格勒高原方向进攻。这种思想也成了当时陆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的作战课题。但是，靠联盟的力量即联合意大利来完成的大型战略任务，或者对在地中海作战的条件和前景的问题的研究，当时都一概未加考虑。当时，德国军事领导部门只是对叙利亚的魏刚的法国军队采取了认真的防范措施，以应付他可能对萨洛尼卡和罗马尼亚油田的进攻，对这一危险的估计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里尼特别是那些罗马将军们一样，决心将地中海这一战争舞台交给意大利人单独掌握，这无疑是他拒绝指挥参谋部进攻地中海地区建议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俄国东方问题最迟要在1940　年春以后才能列入国防军最高领导的研究计划。1940　年3　月27　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当着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面，谈到他对“东方的形势。。不断给以极大关注”，对这句话的抵触情绪大概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当时俄国仍坚守在波兰的分界线上，另外，希特勒对按协议向俄国提供作战物资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些对一个反应敏锐的军事领导来说，都是应当进行初步研究的明显征兆，而无需发出警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