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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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根据三国条约，于1942 年1 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它给人以假象，似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效仿西方同盟国的“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成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际，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离了它原来的目标——起码从希特勒方面来说是如此。如果军事委员会中的德国成员。连自己本国的作战计划都知之甚少，那就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研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仍是为希特勒自己设置的，他打算以此来取代联合参谋部的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首脑的偶尔会晤、文件往来，成了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最基本的手段。三军驻意大利武官被任命为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宫”，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工作。德国步兵上将冯·林特伦是“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驻地安排在罗马的意大利大本营附近，能够每天参加那里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同样很少在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里露面。
第三章特别行动：占领丹麦—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国大本营的建设工作尚未就绪，德军便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它从诸多方面反映出德国在战争期间所实施的特别行动的特点。这一点，前文已经作了简要阐述，它主要表现在：
希特勒对于海军总司令向他提出的德军主要应采取守势的观点，起初是犹犹豫豫地采纳了；尔后，又顽固坚持，其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倡议者。同时，将原来的纯军事和受战争制约的根据，置于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进攻目标之下；
在此次战局中，希特勒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作战处，排斥在陆军兵团的备战和指挥工作之外，仅依靠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机构，第一次亲自担负起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任务；
在他尚未将大本营全部组建完毕之前，就已经以一种违背迄今一切准则的指挥体制，将大本营的组织基础破坏殆尽；
此次战局带来的危机，已经将在性格和军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无遗，给以后的指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38 年12 月12 日，海军大将雷德尔，结合前不久刚刚爆发的俄芬冬季战争，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国占领挪威可能给德国的作战和军事经济带来的危险。他不仅把这看成是他的权力，而且是海军总司令的应尽义务。他不知道，此时他所作的与温斯顿·丘吉尔不谋而合：这位英国海军大臣此时正急于占领挪威重要港口，其中包括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企图以此和其他手段控制挪威的海岸线。如果在这种论据十分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沉默，那么对雷德尔来说，将意味着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央职。至于由这种观点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留待国家元首根据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作出定夺。
希特勒选择了军事道路。在1939 年在总理府举行的12 月大会上，——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座，经过一番讨论，首先提出问题和任务。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两个方案：如果我们宣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我们要作此什么？国防军统帅部应拟定方案”。
这里，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希特勒只满足于他作为最高统所应尽的义务，即将有关军事部门召来，从各种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作战中的新问题。可是我们再看一看约德尔下面这句话，刚刚那种假象就会被彻底揭穿，他写道：“同时就应支持前国防大臣”。这里指的是吉斯林，他并不是受挪威政府的委托而是作为挪威政府的敌人来到柏林的。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日记中的这后一句活，对于吉斯林来说，是一语双关。然而，希特勒却公然宣称，吉斯林会“有求于我们”，并认为他是“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这一方案中的重要的中间人。
希特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着。他原来的军事动机，随着1940 年3 月12 日俄国和芬兰冬季战争地迅速结束，失去了它的紧迫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原始的政治思想愿望。然而“阿尔特马克”事件又使他竭全力为占领挪威寻找理由。1940 年3 月10 日，当约德尔第一次获悉俄芬战争停战的消息后，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形势已被打乱，因为两国一旦媾和，我们准备采取行动的动机。。就会站不住脚”。两天后，他更露骨地写道：“芬俄媾和，剥夺了英国，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占领挪威的政治依据”。
对于这件事，国防处长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经过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在这些天里向他的上司递呈了一份书面的“形势判断”，从各个不同角度充分阐述了他认为目前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大可不必的观点。同时，他还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德国即将发动的西方攻势，必将把英、法的全部兵力吸到该线，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无需考虑英国进攻挪威的问题。约德尔的观点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由于德国在发起西方战局时，将要破坏比荷卢三国的中立，英国将会“立即占领纳尔纵克”。然而，他在3 月13 日的日记里，却完全抛弃了他以前的论点，他写道：“元首还没有下达进行维悉河演习——此次作战行动的代号——的命令他还在寻找藉口”。
3 月1 日，希特勒签署了占领丹麦和挪威的“指令”，促使他下定这一决心的主要动力可以从他下面的言行中找到说明。4 月9 日傍晚，即开始行动的第一天，希特勒对“帝国领袖”罗森贝格说：“1866 年出现了俾斯麦帝国，今天，将要出现大日耳曼帝国！”在这种思想里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期望，即扩展海、空军基地以对付英国，从长远考虑，即从狭窄的德国海湾中解放出来，为确立帝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创造条件。
在大本营里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海军总司令。为了表示他对英国侵犯斯堪的纳维亚的担忧，徒劳地强调维护挪威中立的好处，以阻止事态的发展。担负此次行动的陆军部队司令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提出，在军事占领前，应采取“外交行动”，争取在时间上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以尽量避免付诸武力。他的这一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对抱有与法尔肯霍尔斯特相同思想的些担任要职的下级军官，约德尔也以同样方式打发了他们，就象以前打发国防处长一样。约德尔在3 月28 日日记里写道：“某些海军军官在威悉河演习问题上表现得滑稽可笑，看样子要使用灭火器了。法尔肯霍尔斯特的三位参谋长的想法怎么样。”
这些充满希特勒本性和意志的语言，是“总理府精神”的一种强烈象征，它意味着“审慎”在“冒险”中是怯懦的表现。同时，也典型地表现出当时大本营存在的那些基本的、从未克服的缺点，即人们相信无需掌握部队及其指挥宫们的脉搏，就可以发号施令——甚至具体到细枝末节，——就可“指挥”军队。
众所周知，同盟国也已经决定占领挪威，并几乎与德国同时即4 月7 日，开始向挪威港口运送部队。但人们很少知道，英国原来借以采取行动的所谓防御和战争经济的理由，个久便被否决，认为是超越了界限。在德国西线攻势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战时内阁于1940 年5 月24 日从挪威的纳尔维克地区撤出最后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盟军部队。到1940 年6 月10 日，英军全部从挪威撤出。德军未受任何攻击便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直至1945 年5 月停战，其全部兵力一直驻扎在那里。
在挪威战局中出现的第二个奇怪现象。是违反一切常规和准则的命令体制。
需要三军强大部队实施准确协同的“联合作战”，恰恰要求有一个联合司令部，并根据当初组建指挥参谋部时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然而，约德尔将军也许不会忘记，1937 年秋季举行国防军演习期间，由于他的指挥参谋部力单势薄，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只赋予他下达一般指示的任务，把组织演习的大大小小工作都委托给陆军总司令部。此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体制几乎没有扩大，因此对约德尔来说，在这战争的严重关头，他不得不选择两年前在军事演习中那样的出路。由于受这种旧事的束缚，以及受一种认为挪威行动的重担应由空军担负的意见的影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首先想到是，根据统帅部的指示，将挪威作战行动的组织和指挥转交给空军总司令部。按照这个逻辑，约德尔便违反常规地将希特勒12 月13 日的命令转给了国防处中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施佩克·冯·施特恩堡上尉。命令中写道：“应探讨以最小型的参谋部占领挪威的方法。”数天后，约德尔在与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谈论“挪威事宜”时，他的中心一句话是：“挪威问题应怎样进一步处理？”似乎就在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了这次谈话之后，希特勒第一次出面进行干涉，并指出，“挪威方案不能放手”。这样，此项任务又回到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手里。
12 月底，国防处将加工后的第一份草案呈报给希特勒，不久，希特勒——可能是偷偷地——将草案转给了三军总司令部。其中有一条虽是新的、但改动不甚大的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空军总司令领导的指挥部，继续筹划。希特勒对组织形式一贯弃新厌旧，贪婪地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必须为占领挪威成立一个特别司令部。但是他再次拒绝在空军组建；他指示应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特别司令部”。希特勒还拒绝这个“特别司令部”由一名空军军官领导的建议，而是由三军各派一名”组成，由统帅部参谋长领导。戈林对这一规定一直表示反对，但未获任何结果。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可以从1 月27 日的命令中找到答案。命令说：北方行动草案，应在“他个人直接影响下，并紧密结合作战全局进行拟制”。这就是说——事态的发展也表明，希特勒认为“威悉河演习”这一不寻常的艰巨的作战行动，只有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才是上策。此外，他还想以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并以此为转机，挽回约德尔草率允诺空军对挪威战局指挥权的要求而造成的局面，他认为，不论是空军总参谋部，还是其总司令戈林，对组织计划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都是力不能及的。不仅如此，他比约德尔更早地认识到，“威悉河演习”的重任，不能交给空军，也不能交给海军。
约德尔在2 月5 日的日记中有一句简短的话：“特别司令部”开会时，“空军代表缺席”。这是戈林对“他的”空军所遭到的冷遇的恼怒和失望的表现，在以后的几天里，只有海军和陆军的两名军官，在国防处毗邻的房间里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连地图都没有，更不用说缺少有关“北方行动草案”的任何资料，因为过去德国总参谋部从未对斯堪的纳维亚进行过研究。而且，人们不久就看清楚了，“特别司令部”在作为一个固定的高效率的指挥机构方面，几乎无法与指挥参谋部相比。
在“阿尔特马克”事件压力下，希特勒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急迫决定“尽速准备威悉河演习行动”。这使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到2 月19 日清楚地认识到，此次行动只能由一个具备各种领导职能的指挥机构来领导，这也是能最快解决目前状况的唯一办法。希特勒在听了他报告以后，当天便同意委任陆军的“一名新任军长”连同其司令部，继续进行“威悉河演习”的准备工作，并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负责整个行动的指挥。
由于约德尔的建议，短短几天内，终于在“威悉河演习”的指挥机构中，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核心。然而，就在这以后，不可思议之事仍然接瞳而至。首先是，在经过一系列动荡之后陆军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此时，统帅部不是请陆军总司令至少将任务委派给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而是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将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一个军司令部，也就是说是陆军位于考虑之列的指挥级别中最低的一级。驱使统帅郎采取如此作法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认为在未来的西方战局中，不可能指望陆军派出一个较高级的司令部。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副官处长将此看成第一次机遇，即通过不考虑合适人选级别的方法，按照希特勒的意向并以革新者的姿态，对陆军习以为常的等级制度加以考验。最后，陆军总司令部只是得到这样的通知：“元首认为冯·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是个芬兰通。”
第二天，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法尔肯霍尔斯特，面授机宜，并委以此任。当他和他的第21 军司令部进入“特别司令部”，再次与国防处紧密配合着手工作时，出现了一种稀有的奇特状态：国防军统帅不是由于陆军对挪威作战行动的参与而依靠陆军总司令部，而是仅仅依靠一个军司令部，甚至——在同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将全盘指挥权都交给了它！凯特尔和约德尔也是上行下效，越过陆军，直接与后备军总司令协作，挑选他们认为适于担负执行“威悉河演习”任务的部队。正是由于这件事情，陆军总参谋长才进一步获悉占领丹麦和挪威计划的有关情况。为此，他在他的日记里无可奈何地写道：“在这件事情上，元首与陆军总司令之间没有交流过一字一句。这应当载入战史。”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前所米闻的蔑视陆军总司令部态度的动机，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为避免来自空军的困难第21 军司令部应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这种缺乏说服力的理由——几天后经戈林的调解，说明这一理由纯属虚构，完全是希特勒意志的另一种表现，是为了在三军所担负的战局中，维持“他个人的直接影响”，或者说，是为了早日戴上那顶朝思暮盼的统帅桂冠。另一种简单的推测认为，希特勒在让陆军总司令部准备西方战局的同时，不想再给它增加挪威的负担。这种理由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军作战处以及它的高级领导们，还有陆军其他部门，如情报、运输、后勤等都统统会被排斥在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