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纪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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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集会。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与大家握手。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毛泽东朝东望望，朝西瞧瞧，先后与黄北、阮明芳及其他领导相见握手，显得那样的自信，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笑容饱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再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毛泽东笑得自如、自信。
　　　　　　
　　　　　　（5）胡志明秘密访华
　　　　　　列车咔当咔当的向北行驶。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胡志明记得，1950年1月秘密访华，后于2月初与周恩来一同访苏。当时毛泽东也在苏联访问。胡志明向斯大林讲述了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苏联未予理睬。
　　　　　　
　　　　　　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还未装备的槽况下，优先援助越南5万支。1960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另外，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信、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中国讲情谊，有求必应。”
　　　　　　列车途经柳州，胡志明又想起1954年7月3日至5日在柳州渡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那时的柳州没有这么繁华，市民的衣装没有这么华丽，但人们仍是那样的真诚和善。那次他与周恩来在这里对日内瓦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越南那时处在十字路口，可能和，可能战，争取和，准备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事后，胡志明访问北京，又去苏联；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中国、苏联为一方，法国、英国、美国为一方。胡志明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他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1969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胡志明，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互相商洽，力争主动。会议于7月20日结束，以北纬17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方，两年后举行大选。胡志明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很满意，赫鲁晓夫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即向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致电祝贺。但会议期间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杜勒斯不满意。
　　　　　　1965年春天，长沙风和日丽。
　　　　　　
　　　　　　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晚间工作到凌晨的习惯在战争年代养成，到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岁月里，仍未改变。夜深人静，思维纵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他在这静静的深夜里思索决断的。
　　　　　　
　　　　　　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要秘密来访，毛主席将在这里会见他。
　　　　　　
　　　　　　胡志明要谈些什么？胡志明会提出啥要求？毛泽东思忖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邻国，友好邻邦。胡志明是位真诚、坦率的朋友。早在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多年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革命、一道参加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胡志明的私人感情根深。
　　　　　　
　　　　　　上午10点半，两党主席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毛泽东早已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情况，就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12条公路的示意图……
　　　　　　
　　　　　　（6）周恩来、罗瑞卿调兵遣将
　　　　　　5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周恩来总理从车上下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这是米兰的郁馨。
　　　　　　
　　　　　　平素，他喜爱花卉。在中南海办公间隙、国事访问中，他时常鉴赏评说。今天，他顾不上。
　　　　　　他迈开矫健的步子向会见厅走去，浅灰色中长毛料裤的裤腿呼呼生风。
　　　　　　
　　　　　　他走到会见厅时，一位大个子早在门口等候，这位大个子，就是毛泽东曾经多次夸奖过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大个子顶着”的罗瑞卿。
　　　　　　
　　　　　　站在罗瑞卿身后迎候总理的是杨成武。
　　　　　　
　　　　　　罗瑞卿迎上前去。
　　　　　　
　　　　　　周恩来握住罗瑞卿的手。
　　　　　　
　　　　　　这是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在这里接见将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走进会见厅，全体都站了起来。
　　　　　　
　　　　　　他用浑厚的淮安普通话招呼大家坐下。
　　　　　　
　　　　　　中越两国交通代表团会谈是由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那张条子引起的。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毛泽东让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立即与罗瑞卿、杨成武商走，继续由军队承担这项工程。
　　　　　　
　　　　　　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会同李天佑副总长等已经拿出了初步方案。他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他和罗总长、李天佑副总长经过研究，拟派大批部队出国，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中央、国务院决断。汇报后，杨成武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要交待的实质性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范文同总理曾经谈过，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我们帮助修北方的路。”
　　　　　　大家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作了记录。周恩来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他稍微停顿，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肯走不能同时并举，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能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太简易，以后再逐步加固。总之，是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精神来办事。由总参谋部挂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恃，由罗总长和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抓总。”
　　　　　　“修路的施工力量，抽工兵部队为主……支前公路、作战公路都要考虑到敌人轰炸破坏，要随破随修。……关于反对敌人轰炸的经验，我们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以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一些给他们，还要不断总结新的经验，美国的轰炸技术会有进步，我们不能满足过去的经验。还要派一些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这是个大战斗，要抢时间作出点样子。就由罗总长挂帅，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调用。”
　　　　　　他坐在沙发上，一手弯曲地置在灰色中山装前，一手指划着：“还有水路，对越方要求，应予以满足，敌人总不能都封锁住，不管是陆路、水路，损失都会有，但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送去的。总之，要改变认识，就是支前，一旦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一定会学到许多新东西，拿我们的勇敢和智慧学会反对敌人轰炸的新本事。”
　　　　　　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在具体现场勘察团还没去，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12条路展开作业，派兵10万，另一种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5～7条公路，派兵8万，视以后进展情况酌定增减兵力。”
　　　　　　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上研究起来，最后决定：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我们倾向于后一方案，抓住重要的线路先突击抢修。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八万大军。
　　　　　　
　　　　　　（7）三路大军秘密入越
　　　　　　暮色笼罩大地。
　　　　　　
　　　　　　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
　　　　　　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路旁树梢上鼓噪的蝉声此起彼伏，打破这静谧庄重的气氛。漫长的车队在等待。偶尔有一、二辆摩托车从汽车、炮车边急驶而过，仿佛是茫茫夜色中滑过的流星，很快就消失了。
　　　　　　
　　　　　　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身穿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的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屁股底卜。
　　　　　　
　　　　　　这是一支庞大的越南人民军摩托化队伍？
　　　　　　
　　　　　　可所有的军人都没军衔。
　　　　　　
　　　　　　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刚学会的几句英语说：“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
　　　　　　
　　　　　　大伙七嘴八舌地互相帮助纠正发音，他们用中国汉字注音，英文说不连贯，听起来很别扭，但是这批年轻军人那威严的神态，豪壮的语气，又令人肃然起敬。
　　　　　　
　　　　　　友谊关城楼下，一位穿越南人民军服装的军人双手握拳，跑步前进，腰间扎着一根武装带，身侧的手枪套随着他的步履一颤一颤有节奏地敲在屁股上。他跑到几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将军前，立定，举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首长，我援越部队二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待命。请指示。”
　　　　　　这位军人姓王名辉，41岁，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注视着老将军。他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某基地副司令员兼工程建筑第53师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雄风犹存，组建援越部队二支队时被任命为支队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此时此刻，他精神抖擞，满腔激情。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军委对他的信任。马上要率领中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出关，在这“报告”之时，心头的热血阵阵地往上涌。
　　　　　　
　　　　　　几位老将军还了庄重的军礼，向他走了过来。
　　　　　　
　　　　　　一位老将军首先握住王辉的手。他看着王辉抖擞的姿容和待命的神情，轻轻的却又是一字一句他说：“王辉同志，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这位老将军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他说话时也显得很激动，字字句句落地有声。
　　　　　　
　　　　　　刘志坚看了一眼身材魁伟的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陈士榘握住王辉的手紧紧地摇了摇说：“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分享这个光荣，我向你们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呜，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进越南同登，按指定路线向各集结地开进。
　　　　　　
　　　　　　时为公元1965年6月9日晚8时半。
　　　　　　
　　　　　　出关时，与王辉同乘一台指挥车的是越南人民军东北军区黎副政委，他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先期到达南宁迎接中国援越部队。他俩用中国话亲切的交谈着。黎副政委主动地介绍美国飞机可能空袭的情况，一路上经过的主要地点及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王辉也将我二支队先头部队的人员、装备配备一五一十的向黎副政委汇报，并请东北军区领导指导、帮助我们。他俩促膝交谈，亲如兄弟。
　　　　　　
　　　　　　车队进入谅山。越南军民在夜里列队鼓掌欢迎中国援越部队。王辉和黎副政委下车走向人群。越南总参作战局长、越东北军区段政委激动地前来握手拥抱。欢迎的男女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