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事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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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判和纳香人结婚初期经济条件是不错的。自行车，手表，金戒指，男女双方都有，而且置备了全套深漆硬木家俱。由于阿判缺乏算计，＂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人生观，再加一个个孩子的出生，增添了负担。
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件件值钱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阿判手上戴的表在南京三等邮局长培训时，酒席上与他人换了怀表，到同里上任后，一次赌博又把怀表输掉了，幸得邮局有挂钟不致误时。
后来家庭与邮局分开，只得到苏州衙门场把放在那里包括座钟在内的家具全部搬来。
亨元的暑假过得很无聊，纳香人有干不完的家务，而他一件也插不上手。没有自来水，藕河浜又填平了，洗衣服、洗菜要到六十多公尺以外的戏院门前的河浜去，饮用水也从那边挑。每天请挑水工人挑两次水付酬一角，水装在容积一百公升的水缸内；来之不易；节约使用。
两个弟弟都已能同亨元玩耍，围墙从一个乡村教师那里学会了拉二胡，其水平大大超过乃兄。两兄弟分别以笛子和胡琴合奏，初时总是弟弟约哥哥，后来哥哥约弟弟，围墙还要搭架子，说亨元音律不准。
他曾与乡村教师一起上南京报考音乐学校，双双落榜，两人仍勤奋练琴不已。围墙的拿手曲调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演奏时左手在琴把上上下移动，手指在琴弦上灵敏地按捺出美妙的音符；右手均匀地操弄弓弦，必要时还能象弹琵琶那样拨动琴弦。
亨元也想在笛子上下些功夫，买了一本讲如何吹好笛子的书，按图索骥学节奏感强烈的吐音。＂脱苦脱苦＂反复练习无数次，还是不能象行家那样把《我是一个兵》这个曲子吹好。
陈三在小学念书，成绩优良。回到家里还不时用震泽普通话读课文。有一次两位兄长只听得小兄弟不断地在说：＂买子好，买个糕，买子可以做面包，买个可以烧，还可以变三子蒸烧卖。＂
不懂其意，要陈三拿出课本来看，原来是：＂麦子好，麦杆高，麦子可以做面包，麦杆可以烧，还可以编扇子做草帽。＂陈三的语文老师普通话说不好，就这么教导学生。小兄弟为人懦弱，经常给强横同学欺侮，有时家里拿了点心去孝敬这些小大亨，甚至午饭中把剩下的一些好小菜拣一、二块包在废纸内带到学校去。遇到这种情况，两个哥哥总要耻笑他一番。有时要陈三讲出谁是小大亨？以便去教训教训他，陈三坚不吐实。
围墙读书不够努力，拉胡琴之外，打扑克、赌洋片样样精通，其身高力大，在同龄少年中可以拜大王，身后的小喽罗不少。
有一次在家玩弄纳香人的绒线针，竟然拿它来通自己的鼻孔，不慎直扎鼻根，鲜红的血如喷泉般流出来，急送医院抢救，性命无虞，但从此鼻音更重．一直象患重伤风似的。
纳香人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仅七十市斤。哮喘老病，晚上咳呛不止，冬天更甚，怕影响丈夫和孩子们睡眠，强忍不咳。
身体和精神略好时能看看连环图画和通俗小说，还用毛笔给远在广西工作的哈哈写信。字写得十分工整，言简情深，一片慈母之心，看了催人泪下。
她受儿女影响，也是越剧迷，偶而有剧团到震泽演出，大家象过节日一样的高兴。到吴江去看瓜子，也免不了要到演越剧的戏院去过瘾。这是她最大的精神享受，回来总要把剧情仔细回味一番，甚至与家里几个孩子挂起钩来。
有一出戏描写三个儿子对母亲的不同态度：大儿子怕老婆，不敢供养老娘；二儿子吝啬对母亲不孝；三儿子虽穷却挑起赡养的重担，最后做了状元。纳香人认为陈三象剧中的小儿子，就学着剧中老妇的口吻称呼陈三：＂三元，三元，你在哪儿？＂
读大学的第二个暑假过后，亨元按学校的通知，直接从家里出发到嘉定徐行灯塔大队报到。学校在徐行公社设立了大队部，由年级党总支领导挂帅，年级办公室主任为大队长。中队部设在灯塔大队，迟波是中队负责人。
亨元由震泽到苏州，再乘火车到昆山，乘汽车到徐行。在长途汽车上，亨元望着公路两旁绿树成荫的田野，头脑里浮现出《桃花源记》里的宁静世界。这安逸，闲散的农村，与喧闹的大上海是何等强烈的反差。亨元当时很愿意过陶渊明式的生活。
到了灯塔大队，见同学们住在小队办公室楼上，外面一间为学习室，当中两张方桌，四周排好坐椅。里面一间为宿舍住九人，一律用门板搭铺。小队长张智，山东人，学生出身，但比亨元长好几岁。据说，中间生肺病停学过一段时间。
此人既浪漫又实际，浪漫者，头发梳得溜光。鞋擦得锃亮，还模仿拉小提琴的声音："；揩布擦在我的皮鞋上（去声）；实际之处是经常给亨元等华而不实的奶油小生上"；政治课"；，有一种贫民无产者的优越感。
副小队长丁顺，骨粗体强，干农活很在行，他顶瞧不起四体不勤的白面书生。在这两位小队长的领导下，亨元过着三等公民的生活。
既然这些大学生是来劳动锻炼的，最苦的活就交给他们干。开掘荒地，收割庄稼，平整土地。亨元在劳动中不慎将一粒杂物刺进了指甲，手握不住镰刀了，向两位队长请了假，到嘉定城指定的医院治疗。
在挂号处与女护士发生了争执，挂号员要他出示公费医疗证，可他忘了带，拿出学生证说明自己确是法学院来嘉定劳动的学生。挂号员不允，坚持要付现钞。争执中，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为女护士帮腔，他又和那人争执了几句，结果，还是摸出钞票来了事。
回灯塔大队，只见同学们对他怒目而视。晚饭后，在井旁洗刷碗筷的时候张智对亨元打了个招呼：＂晚上我们小队开个生活会，你好好准备一下＂。
挨到那时刻，全队九个同学围坐在学习室两张并起来的方桌旁，张智才宣布生活会的主题。他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
＂根据中队党支部的指示，对金亨元破坏纪律，大闹嘉定人民医院行为展开批评！＂又叙述了一下嘉定医院所发生的情况。至此亨元才知道这个生活会是针对自己开的。
一件小事怎么会闹得这么大，原来，为女护士帮腔的干部是有来头的，享元与他抢白了几句，等于老虎头上拍苍蝇，立即反馈到大队部，大队传到中队，
本来缺少个反面典型，亨元跳出来当了活靶子。通过揭发批判，可以整肃纪律。在小队会上，除亨元外，个个踊跃发言。联系平时表现（大闹学生科事件）说明嘉定医院事件不是偶然的。
张智说：＂我前两天寒热发到39度，照样带病参加劳动，金亨元手指上进了个刺，就急急忙忙到医院治疗。手上的刺不要紧，危险的是思想上长了刺。＂
丁顺说：＂他怕苦怕累思想是一贯的。上学期，体育放卫星，三千米长跑。我们班级只有个别同学不及格，他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帮助他攻关，组织同学助跑，他竟抱怨助跑的同学跑得太快。不跑得快你什么能及格？你不及格拖全班的后腿！＂
亨元在辩白自己为什么要同挂号员争吵时借口钱没有了付不起医药费，则又有同学当场反驳说，别队的同学因公出差到嘉定，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见到过金亨元。没有钱付医药费，怎么有钱买汽车票？
一个原来比亨元还要后进的同学福建人田景也站起来揭发他的不老实行为："；今年放寒假前，我正愁缺回家过年的路费，金亨元假惺惺地很同情我，拿出五元钱支援我买火车票。问钞票什么时候还？他要我带五元钱水果来上海。
我照他的意思买了柑子和柿饼，结果，柑子在火车上烂掉了，他只拿到柿饼，很不高兴。大概怀疑我吞没了。大家评评，他的良心坏不坏？看他的长相，端端正正的，其实良心是很坏的。＂
享元听了同学们的这些揭发，气得无话可说。心里想他们都是投井下石之辈，既然是有组织地对我进行围攻，没有道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词，和他们呒啥多辩白。最后，他以沉默对抗了这次生活会。
晚上，躺在铺板上想自己的处境和前途，觉得再耽在这种鬼地方，日脚是难过的。四周围没有一个同情者，都是充满敌意的眼睛，和劳动改造有什么区别？
活得真够累，如果没有痛苦地死去就好了。他下意识地用双手卡紧自己的喉咙，仅几秒钟就蹩得透不过气来。寻死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亨元打消了自寻短见的念头。
次日，继续劳动。没有一个人和他搭话。挨到午饭时，他回宿舍见床上放着一张邮政汇款通知单，是盆子从湖滨公社（即原来的城厢区）寄来的，五元钱。简短附言中说：阿判和纳香人都在苏州治病，住衙门场。
他一方面为纳香人的身体担忧，（料阿判不会有什么大病）另一方面感到这是借此机会暂时离开嘉定的理由。他拿了这张汇款通知单急奔中队部找迟波，要求请假数天到苏州去探望病中的父母。
迟波从薄薄的近视眼镜片中透出锐利的目光，朝汇款通知单扫了一眼，断然否定了亨元的请假理由：
首先，估计你父母的病不重，否则会拍电报而不是汇款通知单；其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劳动任务重，不能偷闲；而最重要的是嘉定事件还没有作出深刻检查，岂能逃避思想斗争。
从中队部出来，他滋生了不告而别的念头，所以没回小队而向徐行方向走去，并且搭上了开往上海北站的公共汽车。
第十二回
花季难得知音何处再会伊人欣闻处世之道实践以退为进
下午三点半，买到了去苏州的硬席车票。凭车票可买一只免收粮票的半斤重的罗宋面包。火车车厢里，乘客十分稀少，他拣了一个靠窗口的位置坐下。不久一位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女子坐到了他对面。耐不住寂寞，她和他搭讪起来。
看他胸前挂的校徽，询问法律学院毕业出来干什么？他虽然在学校里极不得志，但一到校外却颇具优越感。
＂培养目标是高级政法人才！＂
＂那么，为什么不在校内读书，从嘉定农村里走出来？＂
＂我们在农村劳动锻炼！＂
＂既然劳动锻炼，怎有余暇到苏州去？＂
＂我父母亲都病了，去探望他们。＂
＂学校里能批准你出来吗？＂
这句话触到了亨元的痛处，嘴里含糊地说，怎么会不批准？心里嘀咕：这姑娘问题提得真多。她也自感太多嘴了，于是像老朋友那样与他谈起了家常。
闲聊中亨元得知，她在吴县邮电局当话务员，（他告诉她，自己有个姐姐也是话务员，以示有共同语言）前两天调休，到上海去看她姐姐。
＂上海忒闹猛，住在靠马路的房子里，晚上电车铃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头胀得横冷横冷，睡不好觉。＂
谈说中，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苏州。双方只得匆匆而别，使亨元遗憾的是，没有和她交换通讯地址，因为他对这位姑娘产生了好感，且自信也获得对方的青睐。
来到衙门场，已是晚上七点。阿判和纳香人住第一进客厅左侧的厢房。母亲面容憔悴，不知何故，便中带血，在几个女儿的动员下与阿判同来苏州求医。
阿判的脸色倒不象病人，主要是背上长了个小瘤，他疑心生癌，所以急着来苏州看病。医生说要开刀，他怕痛，思想顾虑很重。纳香人是个很吃得起苦的人，自尊心又十分强，所以，这次来苏州，名为两人一起求医，实质陪阿判开刀割瘤的。
亨元把在嘉定的遭遇和盘托出，并且表示决心退学，找个工作做做，既可免受学校的窝囊气，又能减轻家中的负担。阿判吃着儿子火车站买来的面包（此时粮食渐趋紧张，不用粮票平价买来的粮食制品是合算的）面露为难之色。他自亨元考取省中至今，一直为自己有这出息儿子自豪，在衙门场为此可以吹吹牛皮。岂料儿子在大学里的处境如此糟糕，竟然从劳动基地逃出来。怎么向衙门场的亲戚交待，这是他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纳香人以对儿子无限信任和慈爱体会到他此时的心情，说：＂既然在学堂里受罪，这样的书不读也罢。＂三个人商量之下，决计对衙门场诸人保密，只说亨元是请假来苏州看病中双亲的。
而亨元则一早到吴江去找林茹，他是亲戚中官做得最大的人。亨元把他视为是是非非的裁判员，满腹的委曲向他倾诉后，若能得到他的同情和帮助，事情也许能有转机。
次日清晨，亨元搭乘长途汽车到了松陵后，直奔湖滨公社而去。只林茹一个人在家里，瓜子正在南京教育学院读书。林茹听了妻弟一番诉说后，以一个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姿态为亨元解开种种思想疙瘩。
他说：
＂你大姐最近也回来过想退学，原因是过不惯集体生活。我对她说，你开小差回来可以，工作无法再给你安排，只能当家庭妇女了。有关前途问题要慎重考虑。经我这么一说，她仍然回学校继续读书去了。＂
＂我看你们姐妹几个，性格脾气差不多，尤其是你，小知识分子气味很重。一点小事就挂在脸上、压在心头丢不开。＂
＂俺十八、九岁的时候当过村苏维埃主席，没有经验，犯过不少错误。有人抓住我的缺点不放，我来个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然后对批评我的不实之词进行申辩。事情很顺利地解决了。＂
＂俺现在当个公社党委第一把手，矛盾也很多。县里领导遇事找湖滨公社，第一句话总是问第一负责人在不在？有时劈头盖脑给你一顿批评，其实是弄错了。人家在火头上，我不去争辩，等冷静下来，慢慢解释，效果比较好。＂
亨元从来没有同林茹谈过这么长久的话。姐夫的现身说法在他身上产生了奇效，似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午餐，林茹亲自下厨，烹制红烧大鲤鱼款待舅佬。亨元吃着久违的食品，幻想着有一天分配到湖滨公社来当干部，做林茹的属下，是多么幸福啊！
盆子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姐夫这边探望失意的兄弟，顺便告诉一个消息：上午即有亨元学校派来的人探问亨元的下落。言词中他们很担心这位同学想不开出什么意外。
林茹乘机进一步开导他：＂看来他们对你的印象还不坏，本来这是件小事情，你回去认个错就是了，先作捡讨再提意见，是非也就明了。"；
亨元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