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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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做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
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
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
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
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
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
　　　　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
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
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
　　　　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
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
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
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
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
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
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
　　　　1935　　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
报告，并看了他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
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　　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
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
　　　　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
　　　　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
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从1936　　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
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
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
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
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　、4　月间即由南京经
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
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
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
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
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
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
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　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郑介民和
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
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　　万港市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
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　　余人叛陈投蒋。
　　　　7　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
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
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
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
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
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
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　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
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
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
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
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
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
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
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
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
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椎说事忙抽不出
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
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
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4　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
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
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干1940年将书记长的名义取消，
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　　年3　
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　　年前后，中美所工作
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
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
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
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从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
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也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
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
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
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
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
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支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
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
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
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
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　　年陆军大学设立将
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
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他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
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
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郑介民于1939　　年9　月进陆
大将官班，1940　　年4　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
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
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
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
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
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
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
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
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
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
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的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
“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
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　　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
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
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　号，另在南岸
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
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
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
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的。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
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
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
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
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
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
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
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
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
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
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
　　　　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他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
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
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
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
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拥有四枚外国勋章
　　　　1940　　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
情况较熟悉，要他赴甫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的组织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
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有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的不满。他去视察时，
英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
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用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
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
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
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
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
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