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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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
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
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的将领。
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
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
（1 ）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树立。 （2 ）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
可实施得更彻底。
（3 ）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当权。
（4 ）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
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排，及情治系
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件为：
（1 ）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 ）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事能
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
（3 ）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 ）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 ）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
升。
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
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
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
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
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
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
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
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9 月4 日，黄杰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事
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
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
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
之气恼。
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
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
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
“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
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
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
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
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
国）。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
年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
“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
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
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
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
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
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
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曾多次
“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的管制作业，
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无前例
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政治视
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束，对“中研院”的
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
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以、李
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政战势力，涉
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加深，使台湾的外在
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
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为表示
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长达20 多年
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并晋升
“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
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
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
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本人井非是“警备
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大庆时代的“旧制”，使
“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
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 年的“柏杨案”、1970 年的“彭明敏潜逃
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竟以
“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狱，关了9
年多。1970 年1 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 月台东“泰源
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
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
“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
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的最佳
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
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
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
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1957 年“五·二四事件”
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
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1970 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进
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大计，均
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俊在此时期，对
“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总”在尹俊任内，可
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事件
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俱进”。
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的注意。
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我不了解，以他
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
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
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
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
感化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
走国外。
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4 月5 日蒋介石病逝时，
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终于尴尬下台。
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
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 年4 月
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任内，正逢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
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
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3 年多的任期中，
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事件”发生后，
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尤其王
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警总”老干
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政战系统分庭抗礼，
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心血。
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
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
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 1978 年6
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总”的权责
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适用的“法律”，
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
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可延伸
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
他亲自布的线。
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
就不断的发生。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到“美丽岛事
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
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令人
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宅灭门血案、
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1981 年11 月25 日，
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
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
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
有违诺言呢？
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
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势
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警总”
承办的业务，尽予分割给其他单位，使陈守山难以插手过问。
事实上，从陈守山上任后，“警总”成员多半是听命于“副司令”刘弋仑指令
行事；或一切以政战部主任马首是瞻。如1932 年3 月，陈守山上任不久频频与外
界的沟通之际，“警总”政六处却邀集部分右翼人士及线民，发动围剿陶百川的计
划，此事件经王宠钧披露后，舆论大哗；事后陈守山查办有关人员，并向陶百川道
歉了事。从这事件可看出，陈守山在“警总”内部的地位是相当的脆弱。
陈守山5 年的任期，可谓是“警总”挑战不断的时代。在他任内，“小案”不
断，如查禁杂志风波，取缔结社风波，拘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