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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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堆备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队前进；如果我认为是精明的话，我也能够主动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队。但这是不能由我选择的，我不能违反命令放弃一条防线：那将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达尔维坚决，并且保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必须坚持战斗——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即使这意味着一定打败仗。我尽可能温和而又坚定地把这些传达给他——并且挂上了电话。　

从那以后，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不提出辞职，而宁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如此无望的危境之中。事实上，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抛弃了辞职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危机的时候，战场上的指挥官是不应当辞职或是丢下他们的部队和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区或是在参谋机构，如果指挥官认为给他们的命令显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导致灾难，从道义上说，他们有自由辞职。第二，我深信，我若辞职，对于提斯浦尔和德里的妄图虚张声势，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对我们的部队更为有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不是“辞退”类型的人；我宁愿继续反对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却溜掉。　

我召集师部现有人员开了一个短会，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为过去几周的事件继续在我的脑中萦回。到那时，我已深信中国即将发动攻击，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迹象都指向这一发展趋势。回想起来，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河前线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说，关于10月11日在德里举行的会议，总理和国防部长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全体陆军高级军官和外交部与国防部的秘书们。在比吉作了汇报以后，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应如何使第七旅从它的河岸线暴露的阵地上解脱出来，并且在战术上适当的地点建立阵地。事实不是这样，总理选择了折衷的路线——而这是军长绝不应当向他提供的路线。在与会的军界高级官员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员们，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或聪明才智，对于这一致命的决定提出疑问。　

至于把部队调到章勒，“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负责的一件危险的蠢事。他亲自下令占据章勒，这是在河的那一边难以防守的阵地，而且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尔到达现场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战的姿态。（虽然考尔的职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鲁面前的显著地位，总有一种使森感到气馁的力量，森在考尔的面前就显出一付毫无掩饰的献媚相。）所以，内于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队赶到章勒，通过他自己私下采取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好的评分。由于比吉（显然的）不在军部，森大概觉得这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在我的头脑以，有一百次了，我企图想清楚：一旦中国发动攻击，我将如何控制战局。在自己的头脑里，我必须对此十分明确，即使我不能让我的下属军官了解我的思想——由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独特。在公开场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发起的并且通过内阁大力推行的虚构计划。一旦成为命令，它就奇迹般地转化为军事战略：在第四步兵师的指挥下，第七步兵旅将在克节朗河一线的阵地上一决雌雄，并且牵制住中国人，直到印度陆军聚集力量发动自己的反攻，把敌人赶出印度。我知道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因为一旦中国进攻，我们的部队还击，在大约半小时内我们的弹药就会用完。此后，第七旅和在我三个防区的其他部队都会成为那么多的“难民”：如果我的部队不落入敌人手中的话，我的作战任务就真正成为“撤退难民”。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挥官曾经面临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任务。　

就连“撤退难民”也很成问题。我们的部队处在荒凉而遥远的高地，只有几条狭窄小道，根本谈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队只带有一两天的口粮——要想获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点，也要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里还不一定在印度的领土内。没有可靠的地图指示我们能够通过的地区，没有标明准确的海拔高度，也没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资料。　

我将试图解释说明我脑海中的“撤退难民”计划。我想可分为不同的五组，需要区别对待：　

第一，在遥远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号桥有两个连完全靠他们自己。如果克节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时受到攻击，这些部队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点可能性，他们绕过章多向北，并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经过布莱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对这条可能的路线进行侦察，因为那是违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各组（拉加普特联队和阿萨姆联队），第七旅旅部，第九廓尔喀联队和在章多的部队。一旦这些人的弹药用完，因而成为失去战斗力的人群，他们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后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后向南到不丹，经过布莱亭到塔希岗宗，最后到印度。　

第三，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各组（第四近卫军联队和旁遮普联队）和在哈东山口、色基姆及伦坡的部队。这批人要在哈东山脊进行抵抗，然后经过伦坡退却到娘江河谷；如果他们能完全摆脱敌人，一旦到达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们才是比较安全的。　

第四，在兼则马尼、仲昆桥、布罗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队（布罗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约一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哨所，这里从大路岔出一条去伦坡的小路）。如果兼则马尼的主要部队能在炮火之下越过那段危险的小道和兼则马尼与仲昆桥之间的桥，那么这一组部队会有一条容易的通道回来（小道是从仲昆桥的东岸横穿到西岸）。我的计划是把这一组（加上以上三个组中任何一组）沿卢姆拉路线带回到达旺，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同时攻打达旺和克节朗河线。　

第五，达旺的驻军。这一支部队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弹药用完时进行恰当的军事撤退。当然，政治上的约束处不允许预先计划甚至提出“撤退”两个字的。然而，我确信卡尔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继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挥官）会很好地掌根局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拥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对未来“战斗”情况的预测是这样：中国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击，我们抵抗半小时，弹药用完；然后四散溃逃。这是对著名的“红鹰”师的一种不光荣的预测，但是，假如我能适当地执行我的撤退计划，至少我可以挽救千万条人命，以免他们死于那些荒凉的高地。　

为了保证征战斗爆发以后，我能应付事变，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讯，可以同所有的防区和有关哨所取得联系。在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两位很好的协助，我的通讯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还到克节朗河地区视察过）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后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简单地说，我的通讯联系情况如下：　

后方：与军部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邵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　

第七旅防区：与第三号桥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但是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队（章勒、章多、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消息，中部防区：有线和无线电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号桥、第二号桥、伦坡、哈东山口、兼则马尼、仲昆桥和布罗昆桑。　

达旺防区：有线电与无线电均畅通。　

我的通讯官和全体人员，保证无线电收音机和有线电话操作良好，保证我同各防区和前哨基地保持联系没有困难。所以我有信心，一旦发生战争，我能帮助和指导我的部队。以此作为唯一的安慰，最后我渐惭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后的若干夜晚中，这是我最后一次熟睡。　

译者注　
①系密码代号。　
第八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国进攻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辍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衣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伯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