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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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生”）。我记得，当我们离开机场一同走路的时候，我对他开玩笑说：“比吉③，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我们听说你在高升的路上，但是这个地方只能导致你向下降啊！”他对此笑了笑，答称他是被克里希纳·梅农催来上任的，他断定梅农“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在我进一步继续叙述之前，我愿就我所看到的关于作战情况的一些事实，作一个归纳，如同我向考尔将军简要汇报的那样。有趣的是，许多作者在写这一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掩盖了这些事实：
（1）麦克马洪线是根据分水岭原则画的，但画得很不准确，这条线就号称是画定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它在50年以前，曾被印度与中国双方所接受（虽然后来中国没有批准）。所以最高级的政府和军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域内，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诉诸武力。
（2）在发给陆军的地图上，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
（3）这些年来，外交部一直未曾作出努力，实地勘定麦克马洪线。在地图上，关于这个地区，特别是娘江柯以西所画的详图，同实际地形毫无联系，而且这种差异从未加以纠正。
（4）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上级当局，对于我们要求的边界线的正确画线和扯冬哨所的地位，予以澄清，但从未给我答复。
（5）由于不利的地形与飞行条件，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只能维持战斗部队不超过5000人；这一地区有33000平方英里，实际上没有道路，只有荒僻的山区，与西藏接壤的边界有400英里。
（6）总的来说，是由于建立“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特别是因为建立扯冬哨所，才造成了危险的局势。早在7月20日，第四步兵师就向上级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形势，但是上级置若罔闻。
（7）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达旺是政洽上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地方；而且保护这一地区的居民门巴族，是一项很特殊的责任。然而，从9月8日以后，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部队被命令调往克节朗河，从而向敌人暴露了达旺以及南下提斯浦尔的汽车公路。这是森违反旅长、师长和军长的特别忠告而下令调动的。9月9日，军区司令违反下级指挥官的全部忠告，亲自下令把第七旅调往扯冬。
（8）在发布这些命令之前，军区司令从未到过提斯浦尔前线，没有对于地形的第一手知识。直到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在10月4日，他才到达旺地区，而且那也是乘直升飞机去的；在达旺和吉米塘机场，每处仅停留15分钟。他无意对周围地区作一次空中侦察，他的高级参谋官员也无一亲自实地了解——他们从未经勘测的地图上所捡来的知识，只能造成误解。
（9）在准备大规模作战的全部时间里，情报当局从未向我们提供有关中国意图、兵力和部署的情况，只有关于“一小撮劳工队”的猜测。与此同时，据说来自情报当局的无数消息，经我们查证，不是互相矛盾，就是不正确，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四章 考尔将军接任
10月6日，当考尔将军到达吉米搪的时候，他随身带来一批新的参谋随员：他的参谋长、卡·卡·辛格准将，在他突然进入山区之后，像是饱经风霜的样子；马·阿·拉加瓦德准将、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是考尔将军的主要工程参谋；奈尔准将，是炮兵旅长；桑吉瓦·拉奥中校，以前在德里作战处；和一个年青的装甲兵部队的军官、纳林德尔·辛格少校，是卡·卡·辛格的二号参谋官。单人乘客的贝尔型直升飞机，把他们都运送到吉米塘；在此
期间，我同比吉坐在我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我很快发现，新军长带来了一个既定的他称之为攻占塔格拉山脊的“第四师计划”！当然，我知道他的计划是指达尔维和我在被迫的情况下，为符合森将军的命令而制作的计划。照考尔的解释，现在政府已经抓住了这个“计划”，仿佛从此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对进退两难处境的答案。
考尔说，森在德里陆军总部里，给人们一种印象，即在现场的指挥官们，已经提供他一个作战计划，目的是把中国人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原来这一任务是要在9月29日完成的。随后，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只得推迟。森已给了明确的保证，这个任务到10月1日完成。后来改到10月5日，最后改到10月10日。他把这些延误归咎于前任军长。之后，考尔告诉我，他前晚在伦坡已经发布了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谷去的命令。他说明，他已受权指挥一个新军，即第四军，负有任务到约定的日子，即10月lo日，把中国人驱逐出去。（第三十三军另有任用，现在第四师属于新提升的第四军司令部管辖。）
我开始汇报，告诉新军长，他独断专行命令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是违反一切惯例而采取的严重步骤——就是说，他背着该旅旅长或其他任何长官，直接下命令给旅部参谋调动一个旅。我恳求他今后无论作什么事，都要保持虚心坦率，并且对于部队的各级指挥官的意见，给予适当的重视。
我向他解释这个所谓的“计划”是在什么情况下制订的。我告诉他，森和乌姆拉奥之间，积怨甚深。我强调说，我们作的那个假“计划”，是很不现实的。我向他汇报了弹药和口粮短缺以及几乎完全缺乏后备武器的可悲情况。我也解释了，在我们草拟所谓“计划”时，章勒只不过是一个下级巡逻官在手画示意草图上用铅笔标明的一个点，后来事实证明它离扯冬有三天的路程，而且除非经由章多，否则是无论如何去不了的。所以，我告诉他，以章勒作为向塔格拉发动进攻的起点线，是很不实际的；不仅是因为涉及远距离的问题，而且因为以章勒作为供应基地，支持以章勒为基地的进攻，这一设想现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已经证明章多不能作为一个可靠的空投区；甚至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而不是像前所计划的可供应一个旅。
然后，考尔叫古玛尔进来，古玛尔是情报局在当地的代表。他也着重谈了地形的困难，然后说明了中国如何一直不断地集结兵力，加强他们在塔格拉山脊以南支持作战的后勤力量。
这应当足以使考尔相信，由第七旅发动进攻的计划是不实际的。但是，他似乎在心理上迷恋所谓“计划”而难以解脱；其实那个“计划”却是森向上级当局花言巧语设计出来的。考尔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个事实，它是第四师制订的“计划”；森已走了，最好给这个计划订一个日子——10月10日。他说，现在政府期待着我们实现这一计划。
我拼命劝告考尔，请他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一密电，大意是必须重新考虑那个“计划”。结果，他的确发了电报，指出形势的困难，说现在中国有一个旅在塔格拉，他们还有大炮、重迫击炮和其他后备武器，——我们却是一无所有；说中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扫平我们的阵地，这会导致一场“民族的灾难”。但是，出于比吉·考尔的典型作风，他的电报不是以告诫的语调结尾，而是要求为了作战提供进攻性的空中文援。这样一来，整个电报给人留下酌印象是，仍然考虑进行作战。我觉得我势必要向比吉·考尔作更多的工作，劝阻他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戏剧性的态度。
考尔已经决定，就在当天去视察克节朗河，以便亲自估计形势。我们能动用的全部运输工具，就是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它是一架双座（包括驾驶员）的飞机。然而，印度空军的年轻人，颇愿在每次航程中，载两个乘客；所以，我们决定运送随行人员到色基姆，每次运两人。比吉和我第一批飞行，其他随后，在一个上午全部到了哈东山口，然后各自随时下山走到克节朗河上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驻地。
当考尔和我在吉米塘商谈的时候，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的行动，正以尽可能办到的最高效率进行着。第九旁遮普联队，排列着队形，面对着中国人，沿着扯冬和第一号桥与第二号桥之间的河流前进；在河的北岸，每个地方都驻有中国人。如前所述，武器和迫击炮的交火已经发生，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可怕的大规模的对抗。同时，达尔维旅长已于10月4日率领侦察组从伦坡出发，该组包括两个营长——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马·斯·李克中校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布·斯·阿鲁瓦里阿中校——以及大约30位军官和士兵。为了隐蔽行军，避免被克节朗河北岸的中国军队所发觉，他们走西南路去扯冬。这意味着，要越过困难的高达15000英尺的嘎坡山口到章多，然后沿着山脊下到扯冬地区的河岸线。
为使读者头脑中能够形成一个清楚的画面，现在我必须谈谈一般的地形。娘江河西岸地区，一直到不丹边境和边境那边，是一片崎岖的山脉和山谷的复杂地形。较低的山坡直下到河岸边，覆盖着大面积的杜鹃花属的灌木丛，有的地方像森林一样的稠密和广阔。在高坡上，生长着松树和黄杉，能提供很好的掩护。在山的南坡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在山的北坡大约13000英尺的高度，由于得不到直接的阳光照射，树林就不生长了。即使盛夏季节，在山脊北边的阴影中，山坡和山谷也覆盖着一层层的冰雪。
娘江河谷以西地区，是平均约12000英尺的高地，完全没有居民。只有在夏季，小群的门巴牧羊人，从达旺辖区偶然进入这里山区放牧。在短短的夏季期间，他们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不注意国家的或其他障碍，冒失地不辨道路进入西藏去寻找合适的牧场——正如来自北方的放牧人毫不犹豫地走到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一样。他们在多年四处放牧的过程中，在河岸方便的地点或者在悬崖的空地上，已经建造了一些小棚屋。地图上的名称，诸如色基姆、扯冬或章勒，就代表这类地方；但他们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村庄”。当我们进入这个地区进行作战准备时，即10月初，多数放牧人已经撤回到他们在娘江河谷或者达旺地区的村庄。因为这是一个季节性小群放牧人的基地，伦拨是唯一的地方，那里有几家人住下来过冬。
大约在上午11时，考尔和我在色基姆一个放牧人遗弃的小棚屋旁停下了。我们凝望着前面足有4000英尺的高地，我们必须越过它到达哈东山口，我因而产生一些忧虑。考尔从大平原上他的办公桌旁，径直来到这些高地，我担心他能否适应。我的忧虑，很快得到了证实：我们刚爬了还不到三、四百英尺，他就开始吃力地喘气，显然出现了困难。我们横越一片沼泽地，两脚陷入接近冰冻的没膝深的淤泥中。这是一种非常累人的经历，考尔显得精疲力竭了。幸好，不久我们碰到一群坐在路旁的门巴搬运夫，他们正是由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哨所返回的途中。在他们中间，我认出古玛尔的一个“特务”，他是吉米塘的情报局办公处雇用的。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却很结实的山里人，他立即同意把军长背上山，由他另一个门巴同事背上军长的“背包”。还必须说服比吉，接受这种有失尊严的解决办法，但实在别无选择了。我们开始上路。比吉随身携带氧气筒，我们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让他吸一点氧气。
大约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哈东山口。我们跨过克节朗河谷，第一次看到我们对面的塔格拉山岳。从山坡到山顶，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段都覆盖着森林，所以我们看不见任何中国的阵地，而几天前我在空中侦察时已了望到了。然而，还是有些行动迹象的，一条条新踏出的骡子足迹也泄露了秘密。
到下午4点钟，正当东方天际开始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到达位于第一号桥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在这里的士兵们，戴着树枝和蕨类植物编成的帽子，沿着山坡在杜鹃花灌木丛中挖简易掩蔽洞。在这个地点，河水约有20码宽，水流很急，且有露出地面的岩层。这里的所谓“桥”，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仅仅是用砍伐的树干架在河中岩石上。又密又高的杜鹃花灌木丛林一直铺到河岸，能见度是很有限的。空间是狭窄的，整个说来，它是一个战术上很坏的阵地。对岸最近的中国阵地，清晰可见；而且我们看见他们的部队，正在为他们建设营地而忙碌地工作着。我们听说，有时他们隔河向我们的人员打招呼，常常用印地语表示友好致意。当晚那里似乎可以确信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
稍稍休息之后，军长召开了一次小会，还向米斯拉中校询问了情况。他又发了一个密电给德里，内容大意如同上次的电报，警告陆军总部，过去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兵力和作战能力。
米斯拉中校，把我们领到一个掩蔽洞，军长和我在接近冰点的寒冷中，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吃了印度大饼和茶的早餐之后，我们动身去扯冬。
我们沿着河的南岸步行，米斯拉中校作我们的向导。河谷在多数地点不超过100到200码宽，像在第一号桥差不多，覆盖着密密的杜鹃花灌木丛。我们穿过“丛林”新辟的一条小道，在中午到达扯冬。在那里，达尔维旅长，另外两位指挥官和旅的军官们，都来迎接我们。扯冬哨所有大约30名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由一个廓尔喀二级准尉指挥。第九旁遮普联队派来加强原扯冬哨所的连队，在扯冬以西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七旅的主力部队，今天成批地陆续到来。
在此提一句关于后勤的情况也是必要的。第七旅在达旺的几匹骡子，最远只能走到达旺以西距离10英里的卢姆拉。过了卢姆拉的小路太窄也太陡，大队骡子不能行走。至于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些山中羊肠小道，就是最强壮的部队，一天也超不过10英里。当地的搬运夫，在三天行军之后，能够运送15到20公斤的“有用的”物资（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毯子和口粮之外，还能背的东西）。从“边境修路组织”来的搬运夫，由于不习惯当地的条件，在三天之后，每人只能运送5到8公斤。我已说过，章多证明不能作为一个战术上的空投区，充其量能够作为一个应急的空投区，伦坡只能接受有限的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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