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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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给我拿来我的马列的书籍，我要学习。我要从马列的书里找答案。”江青对有关人员这样讲。“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我决不妥协。”
她开始阅读列宁的《怎么办？》。她注意到里面的一句话：
列宁在谈到俄国组织工作中的问题时，批判了那种革命人才缺少的说法，指山：“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才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着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机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分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
作为系统地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江青自己也认为，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了。列宁的这段话，从组织上讲，可以说也是他们这次失败的一个教训。
现在，她才真正认识到：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凭后台和感情想持久地掌好权或者仅仅依靠什么演员、美术师是不能够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的，关键时刻还得靠军队和政治家。自己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一个用错人的问题。她又想起毛泽东和她谈的一次话：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刚刚被粉碎，毛泽东深沉地对她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都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能够定国。在这个方面，你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毛泽东说，“林彪是搞小圈子的人，我看你也是个搞小圈子的人，你不能一天只是和那几个唱戏的、唱歌的搞在一起，当然他们不可缺少，但更重要的是要和政治家、军事家们在一起。政治家不懂军事就不叫政治家。你顶多算半个政治家，你再不议政、议军那就要把你从政治家的行列中清除出去了。民国时期，有个叫吴禄贞的人，是湖北云梦人，字缓卿。他十六岁即入伍为工程兵，后在湖北武备学堂接受德式、日式军事训练。十八岁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回国后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廷吉边务、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期间他利用这些地位和职务宣传革命，积极图谋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西起义军打死巡抚陆钟绮，成立革命军政府，宣布山西独立。清政府于十一月四日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他却暗中和当时革命的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等人联系，说：‘我算什么巡抚？阎都督你才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带兵。’于是他当了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制定了张绍曾、阎锡山、吴禄贞三路大军进攻北京的计划。仅仅三天，他就被他手下的年轻军官马布周等四人暗杀，只活了三十二岁。一九二一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表彰他的开国功勋。你说他算不算政治家？我看他算，但不是。你连他都不如，当然我希望你能超过他几百倍。”
江青说：“我争取超过他们吧。”
“那当然好，”毛泽东说，“林彪们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的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个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作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为好的政治家？我担心你在我死后就对付不了林彪那样的人。别看有的人现在在你面前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心里早把你恨透了，你信不信？在我死后不久，我看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了。”
这一切，全都实现了，不能不说毛泽东的确有先见之明。
唉，看来政治上的事情是不允许试验的，当你一旦发现不妙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这就是许多有志之士抱恨终天的原因啊！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伤站起来，望着窗外的秋景说：“我已经老了，根据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是宫廷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刻。你不要以为林彪死了天下就太平无事了，不会的，还会有林彪那样的人物，谁是林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肯定会有的。这才是正常的规律。因为在中央，我看没有多少人同意把权利交给你们。林彪的许多看法有市场，也许有一天他们的人会一拥而上，重新把林彪抬出来当旗帜高举的。不要大意。这是很可能的。”
“勃列日涅夫搞过逼宫的把戏，会不会还有人搞呢？”江青问。
“当然有人想搞，刘少奇就准备这么搞过，只是他们不承认。林彪就要公开的搞，这点大家都不怀疑了。”毛泽东说，“我看他们的阴谋都不会成功。中国经受了多灾多难的岁月以后，人民已经认识到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这个觉悟是我们这个党不会改变颜色的保证啊！”
两年后，张春桥也对她说：“我认为，主席让我们评论‘水浒’，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别看有人现在说得好听，什么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其实大大的不一定。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也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我们可以把宋江和高俅比较一下，他们两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呢？有。高俅官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为‘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蹇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高俅是一下子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不成，功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家‘怀才不遇’心理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结语。’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的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江青知道他这番话的矛头所向，但她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她知道。即使现在她向毛泽东讲到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江青想到这里，又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那篇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文章，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就指出：“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个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是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江青认为，这段话同样适合今天的实际。天天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死活不认账。今天他们统统都亮相了，事实证明没有冤枉他们。她又想起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时和她说过一句话：“我是主张历史应该有点反复的。反复才能识别人，看清人，考验人。正像列宁讲的，大革命高潮到来时，所有的人都会宣布他是革命者，连混蛋都会是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上来，相当的一个多数都要反正。所以，我看还是多一点反复好。我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的演习。真正的反复辟斗争还在后头呢。”
江青多么希望这场斗争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啊！
第二章
江青对检察官说“我才是保总理的！”文革中反周恩来的种种内情，又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
江青在1970年代后期参加国庆游园
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他们反周恩来的计划和原因，立刻火了。
她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亦一些问题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
“你们搞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
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四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的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
连检察官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记性，时隔几年，她对过去的历史还记得那样清楚和完整。看来，让她回到今天的现实当中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只能靠过去的回忆来过日子了。
讲到评论《水游》，江青更是滔滔不绝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市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江青说她保周恩来，是指十三年前的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对江青和那些文革新贵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周恩来来说，却恰恰相反。一些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要手握大权的人，把下一个要整的锋芒对准了周恩来。导火线是从红卫兵发现了周恩来的一份历史材料开始的。材料最初落在关锋和戚本禹的手里，很快江青就看到了。她报告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让她采取谨慎的态度。
紧张的会议和文件的处理之后，周恩来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观察了好几天，毫无结果。那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会被别人监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央文革小组还会派人在秘密地盯梢着他们。这样，负责监视的人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非常枯燥无味。
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最近和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曾问毛泽东：“左派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回答：“大概百分之十吧。”张春桥又说：“到了运动后期了，左派是不是会多一些？”
毛泽东说：“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吧。如果都是左派，也就都不是左派了。”
张春桥深有体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看在革命时期，走在革命前面的总是少数，但要争取多数。在新的难度面前，左派要从少数到多数。唉，左派永远不会是那么多的呀。只有世界观非常革命化，真正坚定地、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左派组织是标志着大方向和整个路线的，不容易啊！”
对此，周恩来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很清楚现在的左派意味着什么。
不但是他，而且整个中央的高层人士都在观察着目前的局势：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个叫吴传启的就说：“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搞好有条件。提到路线斗争没有界限，要加强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为第四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还有一个司令部，我们就是第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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