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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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总也算得上是一个奇人吧。
她总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半夜里的大风呼叫着，发出令人恐怖的怪声。天气冷得出奇，连高墙外面的枯树，也冻得哆嗦着发出呻吟。江青醒来后，又有感想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翻了几次《起诉书》，好像没有把她和陶铸的斗争列入进所谓的罪状里。其实，她和陶铸的斗争可算得上她的一个独特的“功勋”。“看来，陶铸这个两面派，名声也不是太香呀。”她又想入非非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科委系统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人到后，发现陶铸、聂荣臻等人没有来。江青说：“怎么不通知他们？让他们也来！”临时接到通知的陶铸和聂荣臻赶到后，很不满意。陶铸说：“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下？老搞得我这么被动？”江青瞪了他一眼：“你咋呼什么？革命群众随叫随到，你懂吗？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参加会议的人们一下子都注意到了他们。陶铸下不了台了，就咕嚷了一句：“打倒就打倒，我怕什么！无非是让我回家种地去罢了。”
“哼，那倒便宜你了。”江青气呼呼地说。
会后，江青指示一些人说：“你们要注意陶铸的问题，这个人可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他的历史也很复杂，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不倒他。你们可以回顾一下他到中央来的表现。”
于是，一份材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邓把他们的亲信陶铸从中南局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带来大批干部安插在各文教系统。两天后，他进入中宣部，立刻包庇周扬、陆定一和许立群等人，指责：‘这里的大字报太多了。用不着吧。’这月中旬，陶铸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向各单位派工作组的建议，也向中宣部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八月二日，陶铸和邓小平一起到人民大学去保郭影秋，他俩一唱一和，说走资派确实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说：“所谓二月兵变这回事，没有，绝对没有。”邓小平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别说彭真，就连我也调不动。郭影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点，陶铸同志可以保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上、中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但是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工作组撤出学校后，陶铸、王任重和北京新市委的联络员，仍在暗中操纵成立‘文革筹委会’和‘文革小组’，夺得学校领导文革的大权，然后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围绕‘赶’和‘保’，展开了斗争。八月十九日，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监委同志的帮助下，揭开了安子文的盖子。当晚，陶铸急忙赶到组织部为叛徒安子文定保护的调子。第二天，他再次去保安子文。八月二十三日，当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陶铸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跑到北京医大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一切都可以怀疑，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其余的人部可以怀疑。……’”
材料送到江青手里后，江青立刻亲自让周恩来批阅，周恩来说：“陶铸这个人从来就不是老实的，我看了他几次讲话，都是掩盖一些重要的事实，然后吹嘘他自己。这个‘怀疑一切’的论点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讲，实际上是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都架空了。这还了得吗？”
江青、陈伯达、康生把陶铸的问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再观察观察，总理的看法是对的。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怀疑一切’的人就是不怀疑他自己，你看怪也不怪。”
这时，江青笑了。起床后，还笑个不止。当监管人问她时，她故意打了个岔子，卖个关子说：“我要微笑着走向法庭呀，对我来说，这就是新的战场！”
第十章
久违了，江青女士！特别法庭终于开庭。江青对《起诉书》的指控不以为然，她更关注的是人们对她在现场的反应。
江青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江青有一种临战之前的感觉。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愈是空闲愈感到浑身无力，愈无力精神愈空虚，愈空虚那枯燥的白天和漫长的黑夜就愈难以消磨。整天呆在那屁股大的囚笼里，没有任何值得她研究和对付的工作，她觉得自己的脸色苍白，眼神也呆滞，日子就和大锅白水汤一样，乏味透了。现在，马上面临着一场对她的审判，激动得她都有点坐不住了。这天，她特意照了一下镜子，保养得很好的脸色，这几天也泛出几丝红晕。谢天谢地，总算给她一个和大众见面的日子了。
这，就是江青真实的内心世界。
几天前，她觉得喉咙里堵得慌，不停地咳嗽。喝了狱医送来的药也不见效，天刚黑就想睡觉。她真有点担心，害怕在审判的那天，自己坚持不住。于是，她开始有计划的锻炼身体，决心在将来的几天里，给自己再树立一个闪闪发光的形象。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四、五名法警和特别法庭的书记员给江青送来了出庭的传票。
那是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白纸，注明了开庭的时间和内容，并有江华的签名。江青看罢，随手一丢，像扔了一张废纸似的。她轻蔑地说：“我的身体不好，狱里的伙食差劲得很，你们要是让我能坚持到审判结束，非改善伙食不可。否则，我不敢说我能坚持到那一天。”
“我们回去后可以反映你的要求。”
“还有，审判的时候，我要求我的女儿和其他的亲属在场。”江青说，“让他们知道我江某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别以为报纸上任意胡说一通就可以只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办不到！”
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本应是酣睡的时候了，江青却一阵比一阵的忧郁。某种意义上讲，那一刻是她希望的机会也是她害怕的时间。夜寂静而漫长，铁窗外面的风，发出像鬼哭狼嚎般的叫嚣，使她感到惊恐和不安。说老实话，当监所里没人的时候，她就呆呆地坐着，孤寂、凄清，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转。那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她在暗暗地盘算着。
《起诉书》里透露的一些情况，曾经叫她激动不已。过去，他们把这些事实，包得像罐头瓶里的食物，密不透风。她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字字句句如同风雷滚动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十月九日，施尚英召集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车辆二百二十五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指挥所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系……”
江青看到这里，拍着桌子叫起来：“哎呀，如果动了手就好了，只要组织起一支队伍，就不怕这些王八蛋了。树起造反旗，就有纳粮人。我不信全国的造反派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统治。我相信，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她甚至盼望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全国的造反派来一个大劫狱，那就太好了！江青异想天开地这样遐想着。她把这一段翻来翻去，连续看了好几遍：
“……钟定栋进一步制定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他们决定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其他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十月十二日晚，王少庸和朱永嘉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等又开会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发布的消息，准备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江青浑身热血冲动，虽然时隔几年，它如同就在眼前。如果真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会立刻投身到指挥这场伟大的反击战争中来，那将定一场多么声势浩大的壮烈景象呀！虚无缥缈的幻景，把个江青激动得吃下下饭、睡不着觉。她认为，迟早是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是她看上或看不上的问题。她对监管人员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不管你们现在还和信不相信毛主席的话，反正我信！”
与此同时，负责这次审判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各大报刊和电台的记者进驻了办案机构；中央电视台为此更新了部分设备，下决心拍好这部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重大审判事件；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专门人员制片录像；各航班、私站、码头接到命令，组织专门队伍护送旁听人员进京轮换听审。
“听说江青的头发是假的，她也是一个秃子。”
“张春桥不是死了吗？怎么会要审判他？审判他们的时候，江青这些人会出来吗？”“江青到底认罪不认罪？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
“给不给江青戴手铐和脚镣？”
“这次审判也应该把汪东兴带上，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天安门事件中，他和华国锋的责任最大。如果要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应该把他们都拉出来。”
彭真，这个审判林彪、江青两案的最高领导人，运筹于帷幄之中，把电视的转播交给了中央台，让他们架设了专线，使邓小平、华国锋等领导人可以在审判台的后面看到审判的实况。他提议让朱穆之负责对审判的全部报道和宣传。
“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妇女组织和人权机构，纷纷给我们来电、来信、甚至亲自来京，要求我们不能杀掉江青和其他一些人。她们似乎对这些人还有什么好感。你看怎么办？”
彭真说：“我已经请示了小平同志，他的意见是不要理睬他们的反映，一切按照我们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办。我们的内政不能让他们来干涉。”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们处处考虑到了外界对这次审判的意见和要求。
等了好几年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对彭真和许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在秦城监狱被关押的时候，他就经常地想到了那个女人，即江青。他暗暗地说：“如果有一天，能把江青关到这个地方，那我死也甘心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诅咒竟然实现了！
这天下午两点多，彭真就早早来到了他和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看转播的那间舒适的房间里。他们相互地祝贺着、谈笑着。“今天既是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我们真正欢呼胜利的一天。可惜的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如果能让刘少奇同志也看上这一天该有多么好啊！”邓小平的这句话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愿。
审判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北京市正义路一号，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参加旁听的代表，都把这一天看作是他们历史上最荣幸的一刻。
江华、黄火青登上审判台的时候，对视地笑了一下。“老兄，今天可是看你的了。”江华说，“第一次开庭你是主角。干了一辈子革命，就数这一次露了脸，我们俩演了一场《审皇后》的戏。怎么样？手心冒汗吗？”一阵玩笑后，他们面对摄像的灯光和旁听席上的人们，沉下脸来，摆出那付威严而充满神圣意味的面孔。
下午三点整，江华用他那浓重的声音宣布开庭，接着拉长音调喊道：“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出来的竟是那个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被人称为“年轻、英俊的政治新秀”的造反司令！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也陆续出来，站到了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当张春桥作为第九名被告出现在大厅里时，人们的视线更加集中了。张春桥从他被捕以后，就当了“哑巴”，他以沉默为抗议，拒不回答任何人的提问而受到特别检察厅的愤恨。人们从多如牛毛的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中，没有看到张春桥的一个字而猜测他已死亡。现在，他露面了。
他微仰着平顶头、敞开着衣领，近视眼镜后面的那双骨碌碌的眼球仇视地扫了审判台一眼，就站在了给他指定的地方。
三点十五分，江华喊道：“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这下，礼堂里的气氛才达到了沸点。连坐在旁听席上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贺龙的夫人薛明、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都坐不住了，她们一个个伸长脖子站起来，怀着一种复仇的怒火盯视着她们恨不得一下把她撕碎的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