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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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夺权的问题。我们在关于农村社教问题的决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夺权的口号，那是指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文化部就是这种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就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讲话和打倒一些人的依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江青在这场运动中的独特作用，他说：“我国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坚决拥护周总理的讲话！”
“我们要响应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提出的战斗号召，坚决地、彻底地把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大会上发言的文艺单位的代表一致地说。
这是周恩来对江青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一个公开的评价。江青想，如果说我对文艺界的这些人物点名就是对他们的所谓迫害和诬陷，那么在同一个讲话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又该是什么呢？所谓的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既不尊重当时的重大背景，又不研究当时整个党中央有关文艺界的一系列决定，只抓住我江某的个别讲话中的段落和词句，就要定我一个人的罪，这能令天下人眼气吗？
哦，昔日的文化、艺术界的阎王殿死而还阳，司法的阎王殿比他们还要利害十倍、百倍。江青看到这些，感慨地摇摇头道：“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得可真惨呀！”
第十二章
法庭调查，牵出七四年王洪文的“长沙告状”。江青认为，向中央主席去汇报看法，这有什么罪？但实际上这个事件的背景却十分复杂……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
从首次开庭以来，都五、六天了不见动静，江青显得有点焦急。
“为什么这么慢腾腾的？反正大权在手，把我的脑袋割了就行了嘛，搞这么烦琐干什么？江青对看守她的人员发唠叨。那天开庭的时候，她们乱揪我，就像对付小鸡一样。你们往上转告，我可不吃这一套。她们要是再敢给我要威风，我非要大闹法庭不可。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吧？我还是挺神气的吧？我就是要神气，尤其是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资格和我对话。要在十年前，他们敢这样，你看毛主席能饶过他们吗？”
连续几天看不到报纸，江青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她问哨兵“……这几天是不是在审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怎么样？我看张春桥是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的。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是年轻，二是怕死。其实，你越怕死，他们就越要欺负你。我就不怕。”
这些话，江青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了。连哨兵都感到有点奇怪：“这老太太是怎么了？她和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处？我们又不能把她怎么样？”
江青是深夜从秦城监狱提到这里的，这里的伙食比监狱有了明显的改善。江青把这些归于她坚持斗争的结果。那天，夜幕里，好几辆轿车在安静的柏油路上飞奔。江青把头依在座位靠背上，尽量坐得舒服些！！秦城监狱距离审判地太远了。她横下心来，一定要求他们让自己住在城里，否则就无法坚持。特别法庭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点。她住在离公安部不太远的一个住地，休息的条件还可以，当然不能和她在中南海的住地相比较了。
今天，她感到有些劳累，但心境却是畅快的。就像近五十年前参加中共第一次会议时那样，她就要开始一段新奇的生活尝试了。虽然这和当初的情况远不能相比，但在年近七十的江青心里却交织着一种奇特的梦幻和惊喜。这个人是喜欢斗争的。她信奉的格言就是：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斗则亡。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那些整人为乐的事情，有许多至今记忆犹新。
昨天晚上，她刚刚研究了《起诉书》里指控她的如下事实：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十月十七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扰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江青看罢，在《起诉书》的旁边批道：“四个政治局委员，研究一下中央的人事安排，向中央主席去汇报看法，这有什么罪？本来是合法的、正常的组织活动，被他们说成是‘反革命诬陷’。那么，他们在同一时间里。多次研究人事问题，甚至给我和毛泽东捏造谣言又是什么？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难道是公平的吗？”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饭后，江青被告知要出庭受审。“轮到我啦？好，我也早就准备好了，走吧！”江青把衣服穿好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又拢了一下黑黑的头发。这才站起来，随着监管警卫出了房门。她看了一下停放在那里的几辆小汽车，哼了一声说：“押一个我还用这么多人呀。我又不会插翅而飞。告诉邓小平，不要那么如临大敌嘛。”
“刷”地一声，轿车带着轻风，平稳地飞驰。就在这样的空隙里，江青的思想又开了小差，思索了一些琐事。对她，这也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
上午九点整，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起诉书》指控江青的犯罪活动，进行调查。
审判台上坐着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其他的审判人员。他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个对手是最难缠的，有些人过去就和她打过交道，深知其人的利害，也有人把能够亲自审判江青作为自己终生最大的荣幸。当传江青的令声下去，台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摆出一种威严的姿态。
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着，来到了被告席上，她扶正眼镜扫了一下台上的人员，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她看到旁听席上的人坐得满满的，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她要用自己的行动给所有的人树立一个“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的榜样。她的策略是：你不开口我不讲，我不和另外三个人说得不一样。这是当年她对付国民党的办法，今天又用到这里了。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的第一天，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将头稍微一歪，微微笑了一下，没有搭话。
“《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你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开会，秘密策划，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洋洋不理地说：“不是事实。”
“当时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
江青学着电影《烈火中的永生》里江姐对付国民党特务的口吻回答：“不知道。”
“王洪文去长沙到毛主席面前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不是你们共同密谋的？你们在一起密谋时，你说了些什么？”
江青沉下脸来，似乎得意地说：“前面的我已经讲了不是事实，后面的策划了些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她觉得这样的回答很有力量，一下子把他们全堵回去了，迫使他们不得不拿所谓的证据。她需要的就是看看是哪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哪些材料。
“哦，你不知道。”曾汉周停顿了一下，提醒道：“你当时说了些什么，你自己讲的总该知道吧。”看得出来，他是按着他们制定好的审讯方案在例行公事。
江青也早有准备，还是那句话：“你们问的那些，我不知道。”
“好，被告否认，记录在案。”审判长对书记员说完后，根据公诉人的建议，传证人王洪文到庭作证。这是审判会议上特意准备好的一个剎手锏，就是要给江青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让她知道他们那个集团已经在党中央采取的措施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因为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的首次开庭中，王洪文已经承认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到长沙面见毛泽东，是江青让他去的。
那天庭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宣读了张玉凤揭发的王洪文和毛泽东谈话时王洪文的一段话。张揭发王洪文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经那里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审判长问道：“王洪文，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王洪文回答说：“我谈过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不是我的原话。我去长沙是江青让我去的。和四届人大有关，是张春桥说的话。我还对毛主席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这是姚文元说的。”
王洪文的出现，对江青来说多少有点意外。她转过身来，微笑地望着王洪文。但是，王洪文却是不敢正眼看她。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是谁让你和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十七号楼进行密谋的？”
王洪文说：“是江青。”
“是谁让你到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状的？”
王洪文的脸上，露出了某些不安和惊恐，他马上说：“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我提出的。江青只是提出要我赶在邓小平同外宾到长沙见毛主席之前去，目的就是要阻扰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不住地往王洪文这边看，她很想和他打个照面，给他一点力量和勇气。可是这个不争气的小子连看看她的胆量都没有了。她很遗憾地叹了口气，扭过头来对向审判长说：“我要方便去！”
审判长只得允许江青暂时离开了审判的场地。就在这一刻里，她想起了一个她认为最充分的理山，就是王洪文在回答问题时，公诉人采取了诱供的方式。她实在想不起她曾经和王洪文说的那些话。重新回到审判庭后，她突然发现王洪文不见了，马上气势汹汹地质问：“王洪文呢？他在哪里？他到哪里去了？你们对他采取了诱供和指供！哪里能这样审问一个人？让他如实地回答事实。”此刻的王洪文当年的那付姿态早已荡然无存。他的再次出现和他的回答依然是令江青大为不满的：“江青为什么要你赶在外宾之前去？”
王洪文说：“主要怕小平陪外宾去长沙，把问题的真相向毛主席讲清楚。”
“你们诬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阻扰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你去长沙是不是讲过周总理的事情？”
王洪文根本不敢朝江青投去一眼，他脸对着审判台，像背书似地说：“这话是十月十二日之前，约一个星期，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来对我说：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的人选等事情，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安排的问题。周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对我说：‘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说，周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经常去的有小平、剑英和先念等人。”
等王洪文作完证词后，审判长就让王洪文退庭。然后才继续问江青：“王洪文的证词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但是不是事实。”江青用手指着审判台上的人员说：“就算王洪文讲的是事实，难道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连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看法的权力都没有了吗？就算王洪文是我派去的，这有什么罪？王洪文讲话后，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和他对质？你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只有经过对质的证据才算证据，这些话经过和我对质了吗？你们自己都不执行你们的法律，还谈得上什么公正？王洪文只讲了一句实话，这就是到长沙告状是他自己提出的。其余都不是真的。”
“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向你作了汇报，你为什么还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再去长沙到毛主席那里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你要她们说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这些情况。”
“你有没有说过国务院的一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是总后台’等等这样的话？”
江青发火了：“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哪里知道要她们说什么？”
“被告人江青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担任审判长的曾汉周似乎早有预料，他立刻又传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到庭作证。她们两个的出场，更使江青感到唐突。她还是转过身去，用一种很像长者的面孔瞅着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
王海容的证词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她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纸说：“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的白天，江青把我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说有重要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去了以后，她说，毛主席不久要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俩也要去参加有关的工作。你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一件重要事情。江青说：‘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开会，在谈论到风庆轮的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吵了起来，他根本不让我讲话，我刚刚批评了他几句，他就拿上皮包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议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的一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总理在医院并不是真正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总理都是一起的，总理是他们的后台。’江青又说，详细情况我讲不清楚，要等晚上我找到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