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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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没有了，复辟势力想卷重来也就难了。”
“叶剑英的职务，事实上也就等于停上了。主席已经让他请假休息了，现在的军委工作是陈锡联在主持呀。”江青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解。
张春桥说：“中国是讲究名正言顺的，这个名正言顺和林彪的不同，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时期，毛主席的身体……”话说到这里时，他掉眼泪了。
江青说：“我们还是慢慢地和主席说吧。叶剑英这个家伙很狡猾，他一见时机对他不利，他就再不跳了。据说，他一天躲在他的住地根本就不出门，你很难再抓住他的把柄呀。”
那天，张春桥很激动，背着手从房间的这头走到那头，不停地抽烟。平时江青总要制止他。当着自己的面抽烟，她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不尊重。但是，这一次她竟然允许了。她知道，张春桥实际上对华国锋的任命是不满意的，但是既然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他也不好公开反对。别说是他，就是所有政治局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一个“不”字。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威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点，江青是更有体会的。要按列宁的话来说，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中国毕竟有中国的特点，在近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物，似乎还很难压得住阵。张春桥这样想。
江青说：“这个事情还是从长计议吧。眼下还是把邓小平影响彻底肃清再说，这个家伙才是我们当前的大敌。我真没有想到他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可见这个逆反心理和不正当的群体意识是多么的顽固。天安门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再不能低估他们的势力了。”
张春桥说：“一切的问题是谁在掌权，由谁来挂帅。这个华国锋就恐怕是个宋江式的人物，他毕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毕竟是间接的，而这一点对将来的斗争将会起很大的作用。看出来了吗？政治局里很不平静呀。这些天，毛主席的那句话常常在我的耳朵里回响，这就是：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中国一旦出现了那样的局面，我们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江青同志，政治上的问题，有些可是不能试验呀。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为了防止动枪动炮，只好来文的。可是一旦文的不行呢，就又要来武的了。’主席的这话可是含义深远哪。我还是主张避免发生那种不愉快的场面。有些情况本来就是不必要的嘛。例如让邓小平站出来，我当初就是反对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要否定自己吗？费了半天的劲，还是让人家来领导我们自己，这能不出问题吗？一旦人家挂了帅，你看吧，我们这些人就都成了案板上的肉，任凭人家来宰割吧。”
“我们都来劝主席吧，我想他对这个问题会胸中有数的。实际上，这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华国锋将来会承认你这个解释吗？”张春桥问道，“毛主席的话，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明的，要不然，就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让文元同志和他领导的写作班子多研究一下苏联赫鲁晓夫篡权的历史教训，总结一下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我承认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现实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机会和时间已经有限了。”
“江青同志，你这句话可是真正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一直忧虑和不愿意在政治局上多讲话的原因。人家和我们都在争取这个时间和机会呢。叶剑英在总理生前天天都要往那里跑，他想干什么，就是想捞稻草嘛，不过周恩来的确是个顾全大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和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冒险分子，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林彪们，不同。但是，既然会出林彪，难道就不会出叶彪、邓彪或者其他什么彪吗？总之，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弄得不好，历史还会再走一个大弯路。我就担心，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还能否再把乾坤扭转过来？”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江青迟疑地问道。
“也许比我想象得还要严重，建国以来，你见过天安门广场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吗？没有。依我看，这也可以看作是将来反革命政变的一个预演。这就说明了邓小平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充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我们过去总是忽视这个问题，学习理论没有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现实紧密地结合。或者说没有和党内最高层的斗争结合，就不容易看清楚一些问题。毛主席总是想给我们制造几个对立面。认为这才是符合辩证法的，但是人为地制造和把一些像邓小平这样的人重新使用起来，一下子提到了如此的高度，这可是一般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呀。人，可不像其他的动物，人是最难以认识的，除了利益相连和政治上相连，还没有见过两个根本对立的路线代表人物能够在一起很好地团结的。前一段政治局内部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江青同志，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否有道理呀？”
就是现在回顾起来，江青也觉得直冒冷汗呢。可惜呀可惜，这些话只能作为历史的记忆了。就像张春桥讲的一样，政治上的斗争是不能再来一次的，决定命运的胜负一旦形成，胜利者是绝对不会给失败者留下喘息的时间的。邓小平不正是这样吗？润之呀润之，你当初可是真正糊涂了，为了自己历史上的名声，你可知你已经断送了你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吗？
想到这里时，江青已经双泪长流了。
在法庭上的时候，江青尽量控制着不流眼泪，以免他们看笑话。现在，她却真想放大声地痛哭一场。从一系列的迹象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即将取代华国锋。这是一个对自己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的变化莫测，一般的人根本摸不准他在耍什么心眼，只有毛泽东还能耐着性子看得出来。不过，她承认他是一个政治经验最丰富的人，连张春桥也对她说：“一般的人都怕他，他那双眼睛盯着看人的时候，很难猜得清他是在想什么。他从来不和我们交心，他除了和他关系密切的那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外，和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这批政治力量基本上不来往。这是很危险的人，我看将来出事的缺口，就在他的身上。”
现在，事实还是证明了他的预见。就是到了今天，想起当年那一连串的话，仍像冰雹似的敲在她的脑袋上，她感到了一阵晕眩。邓小平呀邓小平，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厉害。过去自己在许多方面得罪了他，现在他可是步步紧逼，连半点面子也不讲了。他不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是绝不会甘心的，看来命该如此，她必须要有这种准备。想到此，她把心一横，豁出去了……
第二十七章
对江青的量刑，牵动着世人的目光。面对国际舆论，邓小平拍板了……
当许多国家的元首相政府首脑给华国锋、邓小平和赵紫阳等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或电报，要求对江青网开一面，不能判死刑的时候，中央最高决策层里震动了。
“这些外国人总是喜欢关心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的主权不需要别人指手划脚。”邓小平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说。“江青这个人，杀不杀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
但是，国际上的重大动态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上了他的案桌。
“许多世界妇女组织的代表到我驻联合国机构门前，举行游行，呼吁全世界的妇女人士对营救江青给予关注。江青是中国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领袖毛泽东的遗孀，她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由于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不能对她采取像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那样判处死刑。保全江青的生命是维护妇女参政问政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一些维护人权的组织也发出各种信件，致函中国政府：“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考虑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意见，保全江青的生命，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标志。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一些卓越的政治家被剥夺了生命，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但是，没有一件证据表明，是江青亲自下令处死他们的。实际上，那些人的死亡，和江青并没有直接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对任何的反对派采取过杀人判死刑的先例。如果现任当局对江青采取处死的刑罚，那将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对政治家实行杀掉脑袋的先河，这对将来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是十分的不利，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三思……”
就在审判过程中，一些外国人高举“特赦江青”、“不要杀死江青”的牌子，到中国外交部和一些行政机构的门前举行示威，递交有关信件，反对对江青和其他政治犯判处死刑……
胡耀邦对江华说：“看来你们还是听取一下外国的反映比较好，中国正在走向开放，中国的法律虽然要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但是总要考虑和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问题。江青的影响这么大，我们处理不慎重不好。我现在主张不杀江青，给她留条活路。”
江华点点头：“这样好。另外，审判的判决书也要和起诉书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这次审判绝不涉及路线问题和工作中的错误，实际上还是提到了。我们这次的判决书就要准确地体现出中央的这个精神来，把一切含糊不清的事情就不再提了。譬如‘长沙告状’这件事，就属于工作范围的事，不能列为犯罪。几个政治局委员在一起研究和商量中央内部的事，这是可以的，也是党纪允许的。向中央主席反映一些领导人的问题，不管正确与否，都不构成犯罪。判决书如果还是依照起诉书的套路，就会在历史上留下后遗症。”
胡耀邦不住地说：“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宁可后退一点，把该追究的不追究了，也不能让人家将来搞翻案，最后搞到我们的头上，这种历史性的错误是不能再犯了。你记住。要使我们的判决书的每一条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赵紫阳对江华说：“还有个王洪文的问题。他和江青相比，虽然认罪比较好，但是他还年轻，小平同志跟我一再说，王洪文当着他的面多次讲过，十年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是不得了，他出来还会再起作用。此外，他的地位比江青和张春桥都高，还是要把他判得重一些。千万不能放虎归山。其他的人都无所谓，判轻判重没有什么全局性的影响。”
江华把这些指示再次拿到审判会议上进行讨论，反响还是比较热烈的。
有人说：“江青大闹法庭，把我们骂得一塌糊涂，不让她死，我们在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她的量刑和张春桥该有所区别才好。不然，还是不能证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江华说：“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不能用个人的感情来代替法律的问题了。要按我的思想，把江青杀上一百次也不解恨。但是，那是个人的仇恨，而不是在为法律伸张正义。另外，我们国家自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们总是要顾及世界的影响，这也是为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嘛。这次审判不能仅仅看作是判几个人的问题，而要从多种因素上来考虑问题。”
有人又说：“刘少奇曾经领导人民起草了《宪法》，在他遭受摧残的时候，拿出《宪法》来讲理，可是推又和他来讲理呢？现在我们来和江青讲理，她仍然不和我们讲理。对这样的人就是枪毙了，也不会有什么人提出不同的意见，除非是她的帮派体系。”
到了合议庭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对江青所犯的《刑法》第一百零一条。即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的定性，我看很不合适。这条罪的本意是指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人才适合这条法律。我们遇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江青就是为了杀人或者伤人来讲一些话的。所以，以此定罪很难说服大多数的人。”
马上就有人提出反驳：“这话错了，一九六七年，江青在关于河南的一次讲话中，公然号召造反派拿起武器，四天后，两场武斗就使三十七人死亡，二百九十多人受伤，三百多人当了俘虏，其中两人被活埋。江青听了汇报后，竟连声称赞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杨子荣似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本书。这还不是反革命杀人吗？这种罪行还不是令人发指的吗？”
“不能这样认为。据我所知，江青没有公开提倡过武斗，她是说过‘文攻武卫’这几个字。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和当时的记载来看，最早提出这句话的是毛主席。毛主席早就讲过‘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句话，而且还有过批示。”这位法律专家说，“法律的定性和群众的大批判不同，我们一定要经过严肃、认真的推敲才能做到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江华最后表态：“至于给江青判什么刑的问题，我看还是要提交政治局讨论，由中央拿出个意见来后，我们再最后表决。”
所以，几上几下后，最后的拍板又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此刻，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是三七开，他发动的，当然他还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的。他不维护他的错误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这点我在当时就看清楚了。毛主席让我主持一个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评价的时候，我就婉言拒绝了。我说：‘我是桃花源里人，不了解情况，很难有发言权啊。’现在我可以公开地说：‘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地否定，半点也不肯定。要么就全部否，要么就留着，一点也不否，看历史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胡耀邦坚决支持道：“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对中国人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是一场动乱。我们不这样地提出问题，就会给江青反革命集团留下了复辟的希望。”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