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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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政治局会议上的风向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很快，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打招呼的会议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全军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断定，这场矛头对准他和周恩来的斗争，是江青和毛远新等人一手策划的，他恨透了这几个人。当时他就对叶剑英说：“可惜我太性子急了，明知毛主席的身体不会再有几天了，我还是等不及了。要是再坚持一年之久，事情就更好解决了，那时的斗争就更会有艺术性。”
想到这里，邓小平把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仔细地看了两遍，给胡耀邦打了个电话，说：“对这次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量刑问题，我的意见是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们拿出一个意见来，再提交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表决通过，这样也可以体现党的原则和法庭的独立办案的权利。”
胡耀邦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你对江青的量刑意见是什么？”
“我看，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邓小平说，“但是，又没有必要非要把她杀掉，我看就判死缓，给她一个不死不活的难受日子过过。”
胡耀邦哈哈大笑道：“还是小平同志的意见高，就是高！这一手够我们学习了。”
“不过，这还不算定了呀，还得上政治局会议，最后再交给特别法庭讨论。”
胡耀邦说：“你才是真正的民主呢。这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正在向民主政治发展。”
正像胡耀邦所预料到的，判江青死缓的意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赵紫阳说：“国际上对江青有好感，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政治家，又是毛泽东的妻子，所以影响比较大，其实如果要让他们尝一尝江青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味道，他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对江青这样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举行第五次合议庭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江青量刑进行表决……”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整，特别法庭举行的判决书签字议式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
全体审判员排着队，依次签名：江华，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当所有的人，除费孝通出国由别人代签外，都是自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将是能否对历史负责的凭证。
这时，举世都在观看着另一场牵动人心的落幕戏……
第二十八章
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江青面对审判台上张张熟悉的面孔，心中泛起别样的感觉。但判决未完，她已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你们不要推推扯扯嘛，我会走，”江青狠狠地瞥了身旁的几名法警一眼，厉声说。
“那就快，快呀！”法警催她快点上汽车。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我是一个病人，和你们这些人不同。你们学过人道主义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而不是罪犯。你们不要将来后悔。”
法警哼了一声，没人再和她说什么了。
江青起床以后，就知道今天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时刻了。迎面扑来的冷风使她的头脑越发清醒，她将头发梳得光光溜溜，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她在最后和数百名群众见面的时候，力争来一个精彩的亮相，也可能这就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江青，你估计他们会怎样处理你吗？你可以猜一猜。”那个对她比较客气的监管人问道。
江青的思绪被这问话打断了，她故意打了个呵欠，绷着脸说：“脑袋割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从来不怕死的。也可以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即一九三二年春，我就时刻准备着要为共产主义而贡献终身。再说的具体点，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又一次准备好了牺牲。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策划了反革命政变，将我逮捕的那天，我再次准备好了死。现在，我随时作好见马克思和毛主席的准备。所以，我什么都不想了。”
“你真的不怕死？”
“怕死就不革命，”江青显得理直气壮地说。
这天，是一九八一年的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北京市的气温为零下十五度。天还没有亮，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附近，早已挤满了特意赶来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别演戏了，我们已经猜到了，江青判的是死缓，你们不会杀她的。她把你们臭骂了一通，你们也不过就是那样嘛。换成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能这样吗？”“我们早早地赶来，就是为了见见江青嘛，公开审判，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这位毛泽东的遗孀？”“审江青还怕群众看吗？让我们进去听听吧！”
但是，数千名警察将整个的审判之地围成了两道人墙。凡是没有旁听证的人，包括外国的记者，一律不得靠近那座今天显得特别森严的审判大厅和外面的建筑物。
提前一个小时就进场的八百多名旁听人员，已经坐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们屏息静待，争看江青在最后宣判时的那精彩一幕。说老实话，几乎所有的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江青。其次才是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至于陈伯达、黄永胜等其他的人物，大家对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
九点整，特别法庭的警铃第三次响起。江华、伍修权等审判人员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审判台上，那一张张威严的面孔，对所有的罪犯来说，应该是最有威慑力的。
“现在开庭！”长得胖头胖脑的江华大声宣布。接着就是传被告人到庭。
江青出现了。
旁听席上人声嗡起，齐刷刷的眼睛一下子都对准了身穿黑色棉衣的江青。
江青旁若无人地背着手，挺胸昂首地环视了一遍礼堂里的旁听者。这时，她突发奇念，竟然想起了毛泽东的前夫人杨开慧了。那个上中学时就和毛泽东认识，一九二一年与毛泽东结婚的奇女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就加入的革命者。她二十多岁就跟着毛泽东在上海、长沙、武昌、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她留在长沙坚持武装斗争，被国民党在长沙的头子何键所逮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何键让她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关系，杨开慧坚贞不屈，断然拒绝。她于一九三〇年被枪杀在长沙，当时，她才二十九岁。
毛泽东对杨开慧是有感情的。他对江青说过：“你要向开慧学习，她在敌人面前坚强得很，一个女同志，带着三个孩子，何键对她利诱威逼，她都没有上他的当。她知道，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是最光荣的，就是死了也要名标千秋。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一旦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就向敌人苦苦哀求，其实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个活着的躯壳。人，还是要有点灵魂，有点精神，不然就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
江青说：“我将来有考验的时候，也会像开慧同志那样的。”
“你同开慧同志其实有着相同的性格，脾气也有点一样，我从认识你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毛泽东深情地说，“开慧为有我这么一个丈夫而感到骄傲，我为有她那么一个妻子而感到自豪。”
江青说：“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在任何情况下是你的学生和战友。”
“那我就高兴了。”毛泽东说，“我们俩在家里是夫妻，在党内是同志和战友。”
这些几十年前的话，江青觉得犹在眼前和耳边。她自己在攀比着，一个杨开慧，另一个是她江青。毛泽东的两个夫人，几乎都落了个坐监、杀头的下场。只不过一个是坐国民党的监狱，另一个是坐共产党的牢房；一个死在民主革命时期，另一个可能要死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是，他们都是为了革命，为了捍卫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想到这里，江青的脑袋仰得更高了。
江青进了为她准备的被告席位置时，她一眼就看见了张春桥。
张春桥也看了她一眼，两双目光相碰的剎那间，他们的眼睛都闪出一丝明亮的光彩，那是同命运、共患难的情感的流露。虽然彼此无话，但是眼睛里的交流他们自己都感觉到了。
从旁听席上看去，自左至右被告的排列是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皎。
江青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瞅着审判台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不禁泛起一种别样的感觉。当初。他们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笑脸相迎，点头哈腰，说尽了各种好话。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特别是那个江华，当年他在自己面前讲起刘少奇来时，就曾经提出要审判的建议，毛泽东说：“不可如此，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还是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学习苏联的样子，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反对派。”现在，他倒成了这出戏的主角。江青在心里这样骂道。
“……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押。……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本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了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
江青听到这里。嘴角露出冷笑。她依次瞟了审判台上的这些人物们几下，心想：这些人坐在那里煞有介事，好像他们果真是代表人民在那里执行什么神圣的使命，其实不过是个西洋镜。他们哪里有权决定什么政策，不过是中央最高当局决策人的传声筒而已。她断定江华宣读的判决并不是出自他们的讨论和研究，而是代表邓小平意志的执行。他们所讲的法律依据，统统都是站不住脚的。她把那两个小本本翻来翻去，也没有找到她自己违反了哪条哪款，他们可以信口胡编，而这个法庭就能够照此办理，进行宣判。这简直是强奸法律，简直是强奸民意，江青很为自己发明的这几个词汇而得意。她本想现在就给他们来个愤怒抗议，但是她强忍着，强忍着……
张春桥压根儿就没有听他们在宣读些什么。他好像在打瞌睡，又像是闭目养神……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又想起毛泽东和她的谈话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底，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刘少奇几次要求和毛泽东谈话，说有要紧事情商量，毛泽东决定见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面见刘少奇，这次会见决定了他们俩的彻底决裂。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问道，“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利。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回去以后可以看一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清楚了。”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那本书来说，“你还是看看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吧，我的少奇同志。”
刘少奇翻开毛泽东所指的那段话：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来看，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过书来，轻轻地合上，随口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两人落了个不欢而散。毛泽东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