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 作者:龙志毅-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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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也终于出来了，但陈一弘是从旁人口里听到的。韩刚同沈琳分居后结识了一位女老板，也是离过婚的，年过而立颇有姿色，专做农用物资生意赚“老二哥”的钱。她因“业务对口”结识了韩刚，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韩刚把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化肥、农药等等，以国家牌价转给他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场价格卖给农民。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颇有姿色的女老板便已腰缠万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女老板有个表叔是基层供销社的主任，韩刚手中的发票全是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你能怎么样？至于所赚的钱怎么分配，那属于绝密级别，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也许韩刚和女老板之间并不存在分配问题，她的就是他的嘛！后来韩刚干脆停职留薪到女老板的公司去了。为了彻底实现他的目标，韩刚终于主动向沈琳提出离婚。
但沈琳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陈一弘。陈一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的。他想去看看她，并实现多年以来隐于心中的夙愿，但他惧怕社会舆论，事情便拖下来了。
沈琳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陈一弘，那就是她经常给星星写信并寄东西、寄的东西有看图识字、儿童故事等类书籍；还有毛线衣、衬衫一类衣物，都是她亲手编织缝制的。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陈一弘的丈母娘写信告诉陈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说，沈琳是她亡故的爱女冯菲的好朋友，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经常都在想她念她，听说她离婚已经一年多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陈一弘看懂了冯菲母亲信中所表达的意愿，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第一次感到应当正视现实了，如果说他和沈琳之间过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现在是应该让这股暗流冲出地平线的时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使他难以动弹。
陈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星星闹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问他怎么办？使陈一弘特别震动的是，来信中还夹着星星写给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话：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硬汉子的陈一弘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决心将星星的“信”转交给沈琳，然后……不能再犹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当天他要去乡下参加一个农产品加工项目的论证会，大约三天后回来。他暗下决心，等回来就去找她！
事情就这么巧，三天后陈一弘从乡下回来，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从车窗里看见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无形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告诉司机先把车开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问她去什么地方。见陈一弘大步赶来，这是将近两年没有过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来和他握手，但随即便显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陈一弘观察到了沈琳脸色的变化，但他并不泄气。于是他用对知心朋友的口气说：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诉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动，神色淡漠：
“有什么事，不能就在这里说吗？”
陈一弘急了，怎么能在大街上说呢？他脑子一转动，有了！于是他说：
“星星写了一封信给你，放在家里的。”
“星星给我写了一封信？”沈琳吃惊地问：“星星也会写信了？写给我的！”
她的感情被牵动了，便再也顾不上那“你离我一尺，我就离你一丈”的行动准则了，这条准则是陈一弘对她采取疏远态度之后她作出的对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策自然也要变，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个字：
“走！”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赶路赴会。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虑着什么？好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离陈一弘家并不远，他们总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这一段短暂的旅程。
陈一弘开了门请她进去，她进去了却依然站在地上，问：
“星星的信呢？”
态度很生硬。陈一弘并不生气也不邀请她先坐下然后沏茶、闲聊什么的，他明白那些都无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于是请坐一类的话都先免了，他不吭不声，从抽屉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递了过去，然后立在她的身旁观察事态的发展。
果然，初小学生的一句话却像千钧重锤击在沈琳的心上，她伤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可怜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陈一弘说：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来。”
沈琳惊奇地瞅着陈一弘：
“是真的？”
陈一弘点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就看你的意见哪，你愿意领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颤抖，但她尽量沉住气，说：
“当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闲言碎语，就把他放到我那里去罢，我一定会对得住冯菲姐的。”
陈一弘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里去，是你到我这里来。”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语，陈一弘激动地说：“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一起过吧！”
她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对沉默了分把钟，她突然冲动地紧握双拳捶打陈一弘的胸堂，他将她的双手捏住，抽出左手揽住她的腰，将她拖入怀中。她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龙志毅《政界》
七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便亲自给吴泽康打电话，要他和考察组赶回来汇报。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他晚上听他们汇报。吴泽康说：“是不是太急了？”周剑非不容分说：“不急还行，就这么办吧。”
对方无话可说了，却也漏了一句：
“那好吧，我们在车上再碰碰头！”
周剑非把电话放下了，却是很不自在。
他找来办公室主任，谈了刚才接电话的事，并要他安排晚上的汇报和考察组的晚餐，然后便问：
“这位高国强同志你了解吗？”
当然了解，他是组织部的老人，由工作员、副处长、处长一步步上来的，人称“活字典”。这个考察组也是在周剑非到任之前老部长离开之后，组织派出去的。当下便回答周剑非道：
“他是组织部出去的老厅长，经常被我们请出来‘打工’已经几年啦。好几个一级班子都是他带队考察的，作风比较稳慎、细心。副组长也是一个厅级干部，刚刚退下去的。”
周剑非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心头却始终纳闷．他要地区干部处为他找来三江市班子的全部材料，断断续续看了一个下午。说断断续续是有人来找有文件要签，不得不几次放下面前那一堆厚厚的档案材料。也还是粗略地看完了，对三江市班子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晚饭前高国强率领的考察组一行五人和副部长吴泽唐一起赶回来了，是按照部长在电话上的吩咐径直到组织部招待所来的，一个个满身风尘。吃过晚饭就上组织部的小会议室，部长周剑非、常务副部长吴泽康和几个处长参加了汇报。
出现在周剑非面前的高国强是个头发花白、个头很高的老同志，也许是在山路上坐了几个钟头的汽车，也许是考虑问题伤了脑子，或者兼而有之吧，他看上去显得很疲倦。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却又是另外一种风度。既然已经从一线岗位退下，说明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像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
他们显然是在车上又一次统一过认识而终于没有把认识统一起来吧，汇报一开始高国强便说：
“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张厅长补充、纠正！”
他把那“纠正”二字说得很响亮，周剑非注意到了，一开口发言凝结在他脸上的疲倦便一扫而光，换成了一副准备辩论和战斗的姿态。他首先发了一句牢骚：
“我考察干部不是第一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拒绝谈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你拒绝谈话是对考察组有意见还是心中有鬼？这样的素质……”
这时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插了进来：
“也不能这么说，我问清楚了，陈一弘接到电话后已经从工地赶回来，当天晚上得到水利工程已经水利部批准立项的消息……”
不等张清云把话说下去，高国强便又大声打断了他，近似抗议：
“请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话，等我说完你再谈好不好？”
张清云停住了，笑笑说：
“对不起，对不起，你谈，你谈。”
“就算有了天大的喜事，你已经回来了嘛，到考察组来谈上个把两个钟头也不迟呀！”
周剑非觉得应当表个态，便也插了一句：
“对，这件事陈一弘处理不当！”
张清云忍不住了，便又插嘴：
“是处理不当，不过也可理解，他有一肚子气！”
“他有气，我还有气哩！”
高国强高声大气地说：
“周部长你刚来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德性，吴副部长最清楚。我给组织部‘打工’好几年哪，是义务打工哪！不报销一分一文出差费，连汽车都是原单位派嘛，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一年到头颠颠簸簸的，我为了什么？嗯？”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大有气忿填膺的态势，停了分把钟才又甩出一句：
“把班交给这样的年轻人，我不放心！”
气氛到了这个地步，周剑非只好站出来解围，接上高国强“我为了什么”？的话题，把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年高体弱，继续鞠躬尽瘁的话说了一通。眼看气氛开始缓和，高国强的脸色有所舒展，周剑非便提议先谈考察情况，然后再分析。
大家自然都同意这个主张，周剑非便问有考察报告没有？如果有就先念报告吧。
高国强一肚子的气发完了，他冷静下来回答说：
“报告还谈不上，有个考察情况今天上午才赶写出来的。我眼花看不清楚，请张厅长念念。我只先说明一点，考察过程和考察情况都是清楚的，看法有分歧，有的事还要进一步调查。”
也是为了缓和气氛吧，张清云主动接过材料，口齿清晰，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足足念了一个钟头又二十分钟。
果然正如高国强所说：考察情况清楚，看法有分歧。当然，考察的分歧反映了三江市广大干部对两个主要考察对象：冯唐和陈一弘在看法上的分歧。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考察对象并非完全由上级指定，而是第一轮科级以上干部投推荐票时，他们两人的得票率最高。陈一弘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冯唐则整整地是百分之七十，其余的人都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和省里掌握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两人便自然地成了主要考察、选择对象。
但是一进入个别谈话，问题就出来了。报告采用概括的手法把对两个考察对象的优缺点，认识统一之处和分歧之点说清楚了。执笔者不愧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使用了“共同地认为”和“部分人认为”等词句。但周剑非还是听出来了，所谓“共同认为”主要指的是优点部分，如冯唐知识面广，开拓意识强，接受新事物快等等；对陈一弘则突出的是实干精神，而且有许多事例作证。也就是说，他的政绩很突出。至于开拓进取意识等等，则是淡淡地一笔带过。说到缺点，对冯唐只有一句话“不够扎实”；对陈一弘则突出那个所谓“夺人之妻的品德问题”，也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人反映”。既然如此严重，还有什么可谈？但是，报告巧妙地一转，说：“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依然没有说明这分歧来自考察组还是谈话对象，或者兼而有之。但周剑非依然听出来了，是后者：也就是谈话对象和考察组都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什么分歧呢？报告回避，按常规推论，自然是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了。
这件事周剑非是有所闻了的，意外的是报告留了一个尾巴：关于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与个体户的关系以及在这方面的失误问题，考察组还没有来得及调查。
报告没有结论，一开头高国强就说了，这是一个考察情况而不是正规的考察报告，因此，没有明确的意向和建议。
看来他们的考察难以进行下去了。周剑非心头这么想，却没有说出口来，只在张清云念完报告后照例问了一句：
“谁还有补充？”
他把目光移向高国强，后者注意到了，说：
“我补充两点：这第一，开始时我说了这只是个情况；这第二，报告上没有写，陈一弘的反映还有一条：他对老同志没有感情，有的老同志谈起来非常气愤！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个体户问题还没有调查。”
他没有展开谈，语气也比较平和不像刚开始那样激动了。但却因张清云的一句话又重新激动起来。他刚刚补充完那两点意见，张清云便接了过去，说：
“那是少数人的偏见，我了解过了，不存在不尊重老同志的问题。至于个体户问题……”
一场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在组织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展开了。也许因为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吧，没有发生拍桌子乃至提高嗓门一类的事。文质彬彬，轻言细语，有礼有节，用“争论”这个词来形容，似乎也有些过分。然而，仔细一听，争论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看法相左，言词相对。两位考察组长倒像是两位被考察者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款款而谈针锋相对。“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互不相让。周剑非接过考察材料问道：“电话上说的是前面两件事，怎么又出了一个什么个体户问题，怎么回事？”
高国强一听便来了劲头，抢先回答道：“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树了十面专业户的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