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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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却抱悲观态度,认为领导搞错了还会认错吗?即便有那一天也太遥远了,她是看不到了。当然孩子能看到也好,在那个遥远而又不可知的年代,当她的墓上长满了野草,她的儿子或是女儿能在坟前焚烧一纸平反通知书,为一生赤诚奉献而又受尽屈辱和冤枉的妈妈送去一份迟到的安慰,妈妈这心也就舒展了。但是在九泉之下,她会知道吗?人如果有灵魂该多好啊!那样她就会栖息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飘游在天空的云朵里,俯视着大地的变化,等待着子女为她送来这最后的一纸平反通知书。
漫长的苦难岁月啊!何时才能重见光明?真是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啊!遥远的事情不再多想了,眼前才是最实际的。她只有面对现实,勇敢地挑起当母亲的重担。不依靠任何人更不能难为处境比她恶劣的心上人。于是她停止了哭泣,反过来安慰他说:“你放心,我的身体一切正常,哭两声心里痛快,不会影响孩子的。”她拉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皮上,让他摸摸孩子的小脚丫:“你摸摸,这是小脚丫儿,动得欢着呢!一会儿把肚皮蹬起一个大鼓包。摸着了吗?”他却什么也没摸着,只是幸福地憨笑。
因为地方太狭窄,一个单元里又住着三户人家,人们来回走动,这个小小储藏室虽然关紧了门,外面仍然能听见里面的动静。母亲怕人家猜疑,听见吴玉萍的抽泣声,就悄悄地在储藏室的门上拍了两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2)
真是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他们连个说话的地方也没有啊!即便是夫妻两人在被窝里说话,也可能会被满脑袋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人偷听。虽说是娘家,但多年不回家来了就哭能不引起别人的猜疑吗?吴玉萍无奈只好告别白刚,回妈屋里去睡。
当这个大杂院一样的楼房安静下来之后,在夜的沉寂中听到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吴玉萍辗转不能入睡,只是睁大眼睛望着在昏暗中泛着微光的白色天花板心潮起伏。她多希望天花板是一挂幕布啊!传说中不是说静夜中神灵会守护着善良的人们吗?哪位神灵能在这幕布上勾画出一幅图画,勾画出她的未来,或给她一些启示?漫长的黑夜啊,何时才能破晓重见光明?
蒙眬中真像是看见了一幅图,那是一栋别墅式的房子,门外开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鲜花丛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孩笑逐颜开。就在这似梦非梦中她突然感到腹部一阵抽搐,一阵疼痛,把她惊醒。她便赶紧披上衣服去厕所,只感到一股热流从下身排出。仔细一看便池里有一团殷红。坏了,是要早产吗?她连忙把白刚叫醒。家里人也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了。夜已深,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租汽车,娘说十字路口上有时有三轮车。白刚连忙披上棉大衣跑了出去。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找到了一辆三轮车,拉着白刚和吴玉萍驶向医院。
长街冷寂无声,几盏昏黄的街灯照出三轮车拖长的影子。都说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窗户纸,这半生中的第一次能够顺利闯过去吗?两个人都忧心忡忡,但谁也不愿点破。医院的铁门紧闭像是一副冰冷的面孔,门旁的两盏白炽灯,仿佛是半睁着的眼睛。
吴玉萍留在妇产科内检查,白刚焦急地在门外等候,奇怪的是听不到产妇应该发出的呻吟声。穿白大褂的大夫终于走出来了,白刚连忙迎上前去,还没等他说话,大夫便冷冷地说:“产妇需要做剖腹手术!”
六十年代剖腹产还很少,人们认为这是个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凶多吉少,白刚只觉得头上“轰”的一下,响了一个炸雷。白刚近乎哀求地说:“不做不行吗?”大夫说:“不行!产妇已经三十多岁属高龄初产,又是早‘破水’,胎儿头部太大宫缩无力,不做手术孩子会有生命危险。”白刚精神十分紧张地说:“做手术,大人会不会有危险?”大夫沉吟了一下,缓缓地说:“这很难说。谁也不能作没问题的保证。一般来说危险不大。但也不能排除万一……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吴玉萍的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保大人!”
白刚却说:“大人我要,孩子我也要!”
大夫愣怔了一下,觉得和这个倔人也说不清道理,便回身到医务室拿来了一张动手术的协议书,扔给了白刚说:“签字吧!”
吴玉萍痛苦地在铺着白单子的床上躺着,对外面的谈话一无所知,但从医生进进出出的行动中,从大夫护士的神情中,她发觉是出了什么事情。吴玉萍还没意识到是做手术,因为她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她只是担心孩子是否健康,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大夫又重新回来了,从门后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吴玉萍的面前,缓缓说道:“你的孩子头太大,现在还没正常进入骨盆,需要做手术,不然会有危险的。”吴玉萍说:“那就快做吧!”她听到做手术也感到很突然,但她很快清醒过来,觉得要来的事情就快点来吧!她结婚十几年才盼来了这一个孩子,无论如何要保住他。
无影灯银白色的光辉,照射在雪亮的刀子、剪子上,更显出这些器械的冰冷无情。两位大夫,一男一女分别站立在手术台的两旁。吴玉萍躺在手术台上,面前垂下一道白色布幔,正好遮住了手术现场。她只能看到天花板上悬挂着的巨大的葵花似的无影灯,听到清脆的刀子剪子的碰撞声,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夫告诉她,为了安全是半身麻醉,如果疼痛,就忍着点儿别紧张。此时此刻,她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愉悦。她也想到手术会不会出问题,甚至会不会突然在手术的过程中意外地死去。但她不怕,那些过去的日子,比死还可怕的日子她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活着也并不比死幸福多少。只要这个小生命能够给白刚留下来,如果需要她以死来交换,她也心甘情愿。
她欠他的太多太多,但她没有办法偿还。悔恨没有用,她没法将在运动中违心说过的假话纠正过来。她的假话也是因为别人的假话引起的。当时她想反正几个人都说了假话,先承认了避过了运动的锋芒再说,运动过后是会弄清的。但白刚嫉恶如仇,面对那些假话义愤填膺,坚决不承认,而且痛斥这些假话的导演者、运动的主持人,这样他就作为省直机关对抗政治运动的典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比他们每一个人的处理都严重得多。正是他们那些假话把白刚这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拖入了可怕的深渊。
虽然她说完就后悔了,立即向组织上说明真相,但回报是更严厉的批斗。以后她又多次向上级领导机关申诉,但所有的申诉都石沉大海。看到白刚的巨大劫难,她内心中经受着最大的折磨。不过白刚并不怨恨她,或者说他已经原谅了她那一时的软弱。他深知要顶住那种追逼、批斗、污辱和折磨,是多么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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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谅了她,她却总也没法原谅自己。为了摆脱内心的痛苦,她曾经用自杀来解脱。算她命大因为被人及时察觉紧急抢救而没能命归黄泉。这以后的十几年,她的生命是在外界歧视和自我谴责中经受着双重的煎熬度过的。这样活着真是太苦、太累了。她渴望解脱,甚至不惜长眠……
痛心的往事在一瞬间凝缩成两行晶莹的泪水,这泪水成了涓涓细流,无声地坠落在雪白的枕巾上。恰在这时,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从布幔那边传了过来。一位护士举着赤裸裸、湿漉漉的婴儿走了过来给她看一眼,告诉她:“是个八斤重的男孩!”她马上破涕为笑,喜悦像晨光驱散了暗夜的阴霾:“啊!是个儿子,我们有儿子了。”
吴玉萍眼巴巴地看着护士把孩子推向婴儿室,她仍然躺在床上经受着痛苦。这时麻药的劲已经不大了,每缝一针她都感到刺心的疼痛。“什么时候才能缝完啊!”吴玉萍焦急地问道。大夫说:“快完了,忍耐一点吧!”让护士给吴玉萍打针安定剂好好休息。护士拿着针管过来时,吴玉萍抬腕看表,多事而又好心的护士,上前一把把表给摘了下来:“把表给我,越看越着急,给你打一针好好睡一觉。”
这时在过道里的白刚和吴玉萍的母亲还不知道一点消息,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小护士走过来顺手将手表递给了白刚就匆匆离去了,因为她手上还端着白瓷盘子急着去换药取药。白刚追过去想问问情况,那护士却已经轻盈地转身进了一个房间,房门上贴着“非本院人员不准入内”,他只有扫兴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白刚手里拿着吴玉萍的手表,心里却塞着一团迷雾。难道是吴玉萍出了意外?护士不肯马上说明?先把遗物送出来?想到这里,白刚的眼泪忽地涌上眼眶。但因吴玉萍母亲在一旁,又怕引起老人的疑虑,只好轻轻擦了眼泪。吴玉萍的母亲见这半天没有动静心中也很不安。嘴里叨念着:“千万保佑大人啊!孩子没了可以再要,大人可别出差错啊!”
白刚明白岳母的话是针对他说的。因为大夫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曾向大夫吼叫大人、孩子我全要。
嘭的一声响,手术室的门被撞开了,接着出现的是一张白色被单蒙罩着的铁床,上面躺着无声的吴玉萍,由于手术失血过多她的脸蜡黄蜡黄像死人一样。母亲一看以为她去世了,猛地扑上去哭了起来。护士用手一挡喊道:“老太太,你干什么?她睡着了让她好好休息。”
像做了一场噩梦,昏睡了半天的吴玉萍终于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吊着玻璃瓶的白色铁架子,药水一滴滴进入体内,她感到生命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娘!生了个男孩,丑极了。”她用微弱的声音向母亲也是向白刚报告。娘笑了:“傻孩子!刚生下来的孩子哪有好看的?用奶一催,满月就是一个又白又胖的俊小子。”吴玉萍笑了,深情地望了望白刚,她没有向他说什么,但那眼神已经告诉了他:“我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了,我们有了儿子,是你的也是我的。”她好像由此还了一笔债,长期以来存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歉意、遗憾都一起消失了。
白刚在吴玉萍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回劳教所了。临行前恋恋不舍,几次吻别小儿子,弄得孩子哇哇哭叫。婴儿啼哭无泪,泪水却在两个大人的心中暗暗流淌。
虽然剖腹产给了72天的产假,但日月匆匆,一晃而过,返回机关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前面等待他们母子的又是什么呢?她想也不敢想,只有硬着头皮回去,回到那个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现实中去,每想到此松弛的神经便立即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奶水当然不够吃,只好喂奶粉,可是哪里有钱去买?就是有了钱市面上也很难买到奶粉。母亲没办法便到处去借刚生下孩子人家的户口本,用户口本买那一点点可怜的供应奶粉。孩子半饥半饱地活着,吴玉萍的身体恢复得也很慢。
终于到了该走的那一天。临走的前夜,母亲在厨房里背着妹妹妹夫悄悄掖给吴玉萍5元钱,她知道这是母亲节省下的零花钱推辞着不要,但母亲还是把钱塞到吴玉萍的手里。并用眼睛示意不要再争执了以免被别人看见。吴玉萍想到自己工作这么多年,不但不能减轻母亲一点负担,还要拿母亲的钱,心里很不好过。
母亲已经生活无着,父亲劳动改造生活费很少,她只靠变卖旧衣物和妹妹的少量工资维持着。虽然只有5元钱,可这是她一分一分,一毛一毛积攒下来的,她要积攒多少日子啊!她心里一酸几乎哭了出来。她把母亲的钱收下了,可是心里有多少内疚啊!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白刚在苦难中,她每月只有40元的工资,回去要雇保姆要抚养孩子。她默默地收下了5元钱。
她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袱(里面有衣服、婴儿的被褥、尿垫子,还有母亲千方百计让人买来的奶粉等等),怀里抱着裹着棉被的婴儿,胳臂上还挎着一个网篮(里面装满了路上用的东西),没有人送,自己咬着牙上路了。上火车时因为人多拥挤你推我搡,吴玉萍险些摔倒。她一条腿跨到车门里,另一条腿还在车门外的梯子上,后面的人还在往前挤,差一点连孩子带大人被人踩在脚底下,幸亏前面有一位老大爷拉了她一把她才上了车。
车厢里人们拥挤着抢占着座位,没有人理睬还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单身女人。吴玉萍抱着孩子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她行动不便也抢不过人家便站在那里发愁。世上还是好人多,那位在车门拉了她一把的老大爷,这时已经抢先占了一个座位,在前面喊她:“那位大姐到这里来先把孩子放下。”她这才勉强从人缝里挤过去把孩子放在座位上,一面说谢谢大爷一面解下包袱。虽是隆冬季节车厢里却像蒸笼,里面的衣服已是汗渍渍的了。只有一个座位她让大爷坐,大爷却让她坐说旁边有一个人下站就下车。她就千谢万谢地领情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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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在她怀里熟睡着,当车开启时哐当一声响车猛一晃荡把孩子惊醒了,他睁开小眼睛茫然地看着这陌生嘈杂的世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吴玉萍只好解开衣襟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老大爷看着心里很纳闷,一个妇女带着这么多东西还抱着孩子,怎么一个人出门。便说:“你怎么一个人抱着个孩子出门?他爸呢?”吴玉萍说:“他爸忙,送不了。”她本想把问题支开。老大爷却仍然关心这个问题:“在部队上吗?”她学着老大爷的口音,含含糊糊地说:“嗯哪!离不开呢!”这类的问题一直苦恼着她。在路上在下乡的农民家里,经常有人以这种问题当话题,她既没法如实回答,又不愿意编造假情况欺骗对方,所以只好顺着对方的猜测糊里糊涂地应付。
孩子又哭醒了。因为她的奶水稀薄,孩子一泡尿就消化完了。于是她又忙着给孩子换上干净的尿布裤子。拿出奶瓶子放好奶粉托老大爷给看着孩子、东西,自己去找开水。过道里全是人她需要从许多大腿的缝隙里跨过去,稍一不慎还要招来责骂。就这样艰难地穿过几个车厢才能找到一杯还不知开不开的温水。
人生苦旅,孩子跟妈妈踏上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