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强调要准备打仗,提出用打仗落实一切。
林彪发出了“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按说要准备打仗,主要是大中城市的人要疏散,已经处于穷乡僻壤,而且又在劳改单位严厉看管之下的右派们,“一号令”和他们不会有多大关系吧?不!早已被遗忘受到最严厉惩处的右派和社会渣滓们,又忽然被最高层领导重视起来。林彪指示,怎么能让这些坏人吃商品粮,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把他们遣送到农村去,交群众专政,就地改造。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2)
十年劳改对这些右派倒成了过分的仁慈,让这些人在劳改队吃商品粮竟突然变成了一种奢侈。从古代历史上这里就是流放罪犯的海边荒滩,被人们视为畏途的不毛之地,也突然变成了宝地。一个大城市要在这里建大专院校的“五七干校”,而且立等进驻。所以劳教所便迅速处理已解除劳教的就业职工,只要是原籍在农村的不管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一律遣送回原籍。
原来一些人把这里看做地狱,现在又突然变成了天堂。因为不少人老家已没有一个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任何生活生产用具,也强制他们回原籍,回去怎么维持生活?所以不少人赖着不走,但是绝对不允许。
农村生产队也不愿意收留,因为去了也是个累赘。农村本来就那么一点地,僧多粥少,添一个人又得从很少的粥里再分出一份去,没家的还得给他找房子安家,干部、群众都是不情愿的。所以劳教所便想出办法,说这些人是“清理阶级队伍”中“清理”出的阶级敌人,押送回村交你贫下中农对他们专政,在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让你专政你总不能拒绝吧?就这样很多人便迅速遣送回农村了。
人还没有处理完,便来了一批眼镜队,几乎人人一架高度近视镜,那些大学教授、老师们便来接这些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的班,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白刚被队长看押着回了农村老家。
白刚那时虽然也不愿意回农村,但是当通知他回老家时,他没有向领导要求留下。因为那次除夕之夜,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一个女造反派把他从被窝里赤条条地抻出来当众凌辱,还说第二天还要找他算账。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既然领导决心让走,又何必强求?
那天夜里的遭遇,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当时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灾难。多亏第二天场里“文革”形势发生了巨变。
“文革”初期场党委郝书记,是因为对劳改系统还让造反派胡闹不满,才称病不出。但当时上级明确劳改系统不能乱,劳教、劳改人员仍必须由党委负全责严加看管,不许出任何问题。许多管教干部对除夕夜造反派脱离开各队管理干部,乱打人抓人非法另行关押,非常不满,这样下去,非把劳教所搞乱不可,几千名劳教人员和职工乱了,后果不堪设想。纷纷找郝书记反映。郝书记根本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知道这一切还是他的责任,他也不忍心把个教养所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决心挺身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拾局面。造反的贾副书记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女儿黑丫头,也从造反派“一号”头头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成了黑帮子女,白刚才逃脱了大年初一还将被凌辱的一劫。
既然平反无望,这里哪能是安身立命之地?白刚觉得农村收入虽少,但那么多人都能生活,自己一个壮劳力,回家也不至于没法生活吧?所以决心回家。
他们一起被押送的是三个人,其中一个竟是“小可怜”甄有福,他俩曾在一个班,这几年一直没见过,想不到他还活着。白刚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年的大饥荒中,他已饿得奄奄一息了,幸好百里挑一得了营养饭才活了下来。
另一个白刚不认识。他很奇怪,谁呢?在农场他没见过的人不少,不知姓名,也会面熟,这人却好像从来没见过,但既然成了同伴就想和他聊聊,白刚说:“你在哪个队?咱好像没见过。”对方淡淡地说:“见过。全场我没见过的人很多,可没有人没见过我。”
“那是怎么回事儿?”白刚更奇怪了。对方看白刚迷惑不解便说:“开过我的大会,我叫陆永安。”
“啊!我知道。”白刚不知是惊讶还是高兴,兴奋地说。可是说完两人又戛然而止,都不说话了。陆永安觉得你应该知道的,不必多说了。白刚却陷入了更大的迷惑。几年前场里开大会,作为反革命集团头目第一个就逮捕了他呀!怎么还在场里?因为有队长在场,白刚也不好再问了。
下了火车又坐汽车,赶到县里已经到了快下班的时间,队长带他们赶紧去县公安局。负责接待的冷股长说:“已经下班了,我们没法安排,你们明天再来吧!”队长说:“我送到县公安局就算到了目的地,你们没法安排我不是更没法安排?”正在僵持不下,一个小个子闯了过来:“这有啥难的,不就这仨货吗?先送他们看守所蹲一宿,没人送我去。”队长说:“是啊!这不就行了吗?”
“什么?送看守所!为什么?”白刚急了。小个子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老实点,这里是公安局,没你说话的地方。”白刚说:“关系我们本身的大事,为什么不能说话?看守所不能去。”小个子往前凑了凑,瞪大了眼睛看了看白刚:“嗬!反了你了,去不去由得了你?”
“去不去也由不得你,看守所是关犯人的地方,我们不是犯人,为什么送看守所?”陆永安抢过去说。队长一看两个人吵起来急了:“吵什么吵什么?这不是正在研究吗?”白刚说:“我们是农场职工遣散回家该给路费,场里说路费你们不用管有人送。要送就得把我们送到家,既然一天到不了家,你住旅馆,我们也跟着住旅馆,还研究什么?”
“你们住旅馆吧,明天再来。”看来冷股长也觉得把这样的人送看守所不合适,他这句话也就一锤定音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
到旅馆以后,队长为挽回面子还一板正经地辩解说本来可以送看守所,为照顾你们安排在旅馆。你们要老老实实呆在旅馆里,不许上街。甄有福对住上旅馆很满意,便干笑着连连说:“谢谢队长,谢谢队长。”陆永安听到这话气得鼓鼓的,瞪着甄有福要争吵,白刚马上拉了陆永安一把说赶紧搬行李,他不想节外生枝地争吵,免得让队长训斥。
三人刚进屋,陆永安把行李往地上一摔,便对甄有福发起火来:“我们不是犯人,也摘了帽,按他们说法是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我们已经出了那个地狱,回到了人间。告诉你甄有福,回到人间了,他凭什么送咱去看守所?你谢什么谢什么!纯粹一副奴才相。”被陆永安这一阵连珠炮似的轰击,甄有福的脸抽搐着,显出了一副畏畏缩缩的可怜相,委屈得都要哭了,但还是哆哆嗦嗦地为自己分辩:“人家是队长,照顾咱们和队长住一样的好房子,咱就没一点表示?说个谢谢又怎么咧?”陆永安说:“什么照顾?他说送看守所是对咱的侮辱,还谢谢他,一身软骨头!”
白刚对甄有福说谢谢也很不满,不过不同意陆永安那样对待甄有福,觉得甄有福长期被欺凌、被禁锢,在班里时就被人瞧不起,谁说他什么,都得忍气吞声地听着,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便对陆永安说:“算了,他也够可怜的,还训他干啥?大家好好歇会吧!”陆永安所以发这么大火,一是气甄有福没有一点骨气,再有也是心气不顺拿他撒气。
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地下党员。北平解放前夕家中给他办好了去德国留学的一切手续,但他放弃了,留下搞地下工作。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全家迁往国外他也不走。傅作义准备起义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长、蒋介石亲信石觉反对起义,傅作义说:“各走各的路,你不愿起义我放你走。”那时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只有东单砍伐了多年古树,修了一个临时广场,可以起降小飞机。陆永安的哥哥当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随石觉离开北平,让他一起走,他也拒绝了。
解放后他在部队搞科技工作,由于他外语好,又是机械专业高材生,很快成为骨干,领导很重视,但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诬告他有问题,都被领导保护了。但反右运动中,却由于他海外关系复杂,又加上必须完成上级分配的右派指标,领导也没法保护了。说他有那样好的条件不跟家里走,一个人留下来是另有背景,由此不仅成了右派还背上了“特嫌”的罪名。陆永安说到这里,十分气愤地说:“你怀疑我,不让我在部队工作可以,退一步讲,不让我工作也可以,可是为什么非把我关起来,一关就是十几年,现在又强制遣回老家?”
白刚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可是想想自己,想想许多人还不是一样?便说:“唉!许多人都一样啊!算了,最困难的日子可能过去了,总算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又回到了人间,以后的日子总会好些吧?”
“你这样看?太幼稚了。”没等白刚说完,陆永安惊奇地说,“哼!回到了人间!话是这么说,遇事也应该这样据理力争,可是也不能给你个棒槌就当针(真)。你等着吧!谁会把你当人?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是个人罢了。”说得大家心灰意冷。是啊!今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子在等待着他们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
他的心情糟透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农村能有什么活气呢?虽然农田是平整的,庄稼也是整齐的,并且还能看到插着红旗干活的人群,但这些景象和颜色不足以抹去他心头的恐惧和悲凉。在这样贫困的农村,自己又是以特殊身份而来,会有什么好!
白刚从小参加革命,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在外边混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个结果,虽然是回了家,但哪里会感到家的温馨,又怎能不困惑,不羞愧?
好在他家里还有亲人,不必一开始就低三下四地去找队里给以照顾。他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最初的一段日子里,确实也享受了回到人间的一些自由。由于早年有些积蓄,有时便改善一下生活。家在海边可以买到新鲜的海货,这是多少年也没吃过的了。母亲虽然年迈,但是还能做饭。虽然儿子没有衣锦还乡,但看来手里还有点钱。自己多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点好饭,现在平时也可以吃点鱼、包顿饺子了。
最让白刚担心的是村里人对他怎么看,是不是会受歧视。他当然知道在“文革”中他这种身份的人受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态度,仍然是难以捉摸。所以自己尽量小心谨慎,知道自己在队里最多只能是三等社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村阶级阵线是十分分明的。
一等社员自然是贫下中农,这些人在队里说话做事,无拘无束,大队(村)小队的干部都是这些人担当。二等社员是老中农和地富子女们,这些人在队里不当家不主事,可是多是劳动骨干和技术能手。三等社员便是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和各种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像刑满释放人员或是从机关中被清理回来的人等等。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则是第四等人,他们已不能叫社员,是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三等社员虽然名义上不属于专政对象,但实际上却常常被当做专政对象看待。
白刚这个三等社员,又是身兼数“职”的: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再加上刚从劳改队清理回来,阶级敌人的色彩就更浓了,只能勉勉强强算个三等社员。虽然是三等社员,但终究是和一二等社员在一起干活,他觉得比劳改队松快多了。
吃完饭在队里等着出工派活,已经歇了很长时间,去地里走个十分二十分钟,到地头又都在地上盘腿打坐歇一阵叫“地头歇”。白刚起初还真有些不习惯,觉得这不是磨洋工吗?干上一个多小时又是“二一歇”。歇多长时间可没准了,这要看什么人领着,队长领着,或是年岁大又积极的人领着,歇的时间还少一些,要是队长不在,多是年轻人,歇起来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钟。
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白刚自然觉得舒心多了。地里活干快干慢,还都能将就,最让他发怵的是家务活挑水。这本来是个极简单的劳动,倒把他难住了。吃水要到村头的井里去挑。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担钩住水桶送入井中,桶到水面上手一晃动扁担,水桶猛一倒桶口便扎到水里把桶提上来就行了。这活在农村人人都会,可是白刚却觉得难上加难,他摆不倒那个水桶。井口很小,只能同时站两三个人打水。一般人多是早上出工前挑水,时间很集中,井台上人很多,白刚动作太慢怕影响别人,总是等晚上收工回来去挑水,有一次正巧井台上没人,他便练习摆水桶,一次次摆动,摆倒了他也不提水,把桶放正再摆,以捉摸那个巧劲儿。
可是怎么也摸不到这个巧劲儿,一阵急躁噔的一下水桶脱钩沉底了。这需要拿“捞钩”——一个拴着长绳子铁锚似的大铁钩去捞。可是天黑了已经没法打捞水桶,明天早上挑水的人多也不能打捞。经过许多人打水把井底的淤泥翻腾起来,桶便会埋在泥里那就很难捞上来了。他这水桶还是借人家的,明天不仅自己挑不了水,还影响人家挑水,就是去买也没那么方便,要等到赶集才行,这可怎么办?他又气又恨,别人不费吹灰之力的事,自己为什么就不会?他呆呆地立在井台上,欲哭无泪,欲喊不能。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是三叔吧!”
一个“三叔”,立即使白刚转悲为喜。多少年来,除了家里人,再也没人这么称呼他了。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便使他心中暖洋洋的。可是他根本不认识这个青年,所以便以问作答:“啊?你是……”
“我叫二正,是郭庆红家的老二。人们都叫我二愣,以后您也就叫我二愣吧!”年轻人说。白刚看他说话很爽快,和他没有丝毫隔阂,心里很高兴,便也主动攀谈起来:“你爸爸是郭庆红?我们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