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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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正迷惑不解，便说：“今天一说干活，为啥人们这么积极？”要得平对白刚提出的问题不感兴趣：“嗨！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对白刚回家倒觉得是个谜，不知道这世道是怎么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劳改那么多年？最后还整回家来了？可是他也不好问他犯了什么罪？附近村还有不少人也整回家来了，他都感到迷惑不解，便发开了感慨：“原来我以为我们这种人死一个少一个，过些年就绝种了。有儿子孙子，总算是子女，不能叫啥分子了。没想到这队伍还越来越大，早先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前些年加了一个‘右’变成黑五类了，以后又有啥资、黑、叛、特……现在这事真是摸不透。”
要得平的二儿子要建贵说：“有几类也不应该有我老舅这样的人哪！从小参加革命连家都不要了，以前出生入死卖命，解放后当了官儿也不顾家，连家也不回，还是忠心耿耿地干，怎么也成了阶级敌人呢？”要建贵本来走在前边，可是看见白刚加入了老头儿们这一伙，便也脚步慢了下来想和新回来的老舅说说话。
这些年他的迷惑太多了，因为成分不好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没能成家，和他爹老少两个光棍在一间小厢房里过日子。虽只有初中文化，但因为没有家室所累，回家没事儿干养成了看书看报的好习惯。在村里算是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爱捉摸个事儿，由于对许多事情看不惯不理解，所以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关心，平时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论这些事情的人。老舅回来了便想了解了解外面的新鲜事儿。可是他刚一为他老舅喊冤还没容他打听外边的事儿，白敬威便说：“别说这个！这话犯忌。”要建贵说：“说说这个怎么啦？咱一个臭老百姓能把咱怎么着？还能送到大狱里去？”
“哎！你可别这么说。”白敬威说，“我听说现在又要搞运动。就是要在农村里抓反革命，还说不定有人就是要到大狱里，尤其是你们这成分不好的更要注意。”要建贵几乎喊了起来：“我就不服这个劲，成分不好怎么咧？我根本没享受过，光受苦了。活干得一点不少，累活脏活力气活那样少了我？工分一点也不多，整天还成分不好的这么了那么了。……”
“你少说几句吧？说啥你都犟，整到大狱里去就老实了。”没等儿子说完，要得平便训斥起来。要建贵并不服气小声嘟囔说：“到大狱里更好，吃现成的。省了干一天活回家还得做饭！”要得平见儿子顶撞，气得喊了起来：“你还犟嘴？你回家做过几回饭，烧烧火还委屈啦？你那嘴以后给我老实点，别惹祸。”要建贵刚要还嘴，白敬威说：“你爹说的对着哩！是为你好。就说你老舅吧！这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从小老实懂事，二十多点就当了大干部，不就是因为说话犯忌，劳改完了还整家来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5（3）
“你懂个啥？这叫思想犯，比别的犯罪还厉害呢！”要得平又教训起儿子来。他和白敬威、白树勤从小闯关东，那时闯关东也不管你是财主家的穷人家的，去了都是给掌柜的端尿壶点烟倒水，先从学徒开始，后来三个人混得还不错，都在私人粮店里做事。日本占了东北不准私人经营粮食，还大抓经济犯、思想犯，他们才吓得跑回老家务了农。所以思想犯这名称在要得平脑子里有很深的印象。
白刚大哥白树勤因为是说他弟弟的事儿，一直没有插嘴。他对弟弟也很同情，但他因为成分不好，为人又深沉谨慎，关于政治上的事向来很少议论。听到要得平说起思想犯，他才慢声慢语地发表了意见：“现在不兴叫思想犯了。”他纠正了要得平的话。显然也是怕这话犯忌，以后惹起什么麻烦。然后又对要建贵说：“你爹说的对着哩！不叫思想犯也是政治问题。涉及政治的话少说，问题性质严重着哩！你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些大人物咋样？不是照样打倒吗？和人家比起来，你老舅这问题算个啥？”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向白敬威提出一个问题，“真是又要搞运动，现在不是正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吗？”白敬威说：“大运动里头套小运动呗！咱县西边都搞上了，还能不是真的？”
白树勤还想问个究竟。成分不好的人都关心搞运动，因为不管来什么运动总要牵连上地富反坏右。尤其他弟弟又是刚刚劳改回来，更会惹人注意。便说：“叫个啥运动？”白敬威说：“叫一打三反吧！打什么反什么咱也说不清，反正是抓反革命。”要建贵又憋不住发话了：“把人们都整得老老实实的咧！谁还敢反抗，农村哪还有反革命？”白敬威教训说：“看看！你又来了是不是！你爹刚才说你啥了？没记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6（1）
闷葫芦白老六向来很少说话，可是听到要建贵说现在五类都整得老老实实没人敢反抗，他憋不住了，突然说了话：“没人反抗，那可不一定。听说最近洪光又升级了，要整回家来了。”要建贵不知道怎么村里还出来个姓洪的，便说：“洪光是谁？”白树勤说：“洪光就是白光。在咱这地方打游击，怕连累家里，改姓洪了，咱村老村长的儿子。”要建贵年龄小，又是土改以后才搬这村来的，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几个老人都知道这个人，家里是有名的富户，有几百亩地，镇上开着粮店、杂货店。但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日本鬼子占领的时候，他在这一带闹了个天翻地覆，当年小小年纪就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后来到正规部队也升得很快，二十多岁就当了团长，前些年不知为啥挨整了。他媳妇在市医院当副院长，他就闲住在媳妇那里。
人们有些奇怪，早就没事干了，在家呆着怎么又出事了？连消息灵通人士白敬威也说：“为啥？他的问题不是早就处理了吗？也没听说他犯什么事，前些天有人到市里看病，到家找他媳妇还见他了，怎么问题又升级了？”白老六说：“听说他在城里抡起扁担打支部书记的闺女，吓得那闺女满街跑。你看有人敢整没有？”
听说洪光敢打支部书记的闺女，人们半信半疑，忙问咋回事，问得白老六结结巴巴东一榔头西一棍子地说了半天，人们总算闹清了。洪光到井台上去打水，和街道支部书记的闺女碰上了，他刚要打水支书闺女说：“你个五类分子往后靠，让革命群众先打。”洪光一听就火了：“你个小兔崽子说什么？你是革命群众？老子在战场上拼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裤裆里转筋呢！你靠后点。”支书闺女哪受得了这个？骂道：“你混蛋！你个黑五类敢骂人反了你了！”洪光说：“你听听谁在骂人？你个小兔崽子，骂你？老子还要打你哩！”抽出扁担来就要打。那闺女一看他真要打，吓得扔下水桶就跑，一边跑一边喊：“黑五类打人了，黑五类打人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街道上、区里天天组织人批斗，游街示众。最后又给他戴了坏分子帽子，决定把他赶回老家。
白树勤斯斯文文似有所思地小声说：“那人干出这种事来了。”他想得很多，洪光从小就是一个嘎小子，他过去的许多嘎事儿、怪事儿、莽撞事儿都在白树勤脑子里翻腾起来了，但是只说了一句话，他总是说得很少，以免言多语失。白敬威大声喊着说：“当然干出来了。那人胆子大着呢，不信邪。一个小丫头他能放在眼里？你想想没点特殊的胆子，十几岁就敢到敌人警备队长家里去偷枪？警备队长那是啥人？土匪头出身，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没点胆子就敢一个人三进三出地大闹日本人占领的县城？”白树勤也深有感叹地说：“打仗也勇敢着哩！净打硬仗了。”白敬威又忙着把话头接过来：“那还用说，要不升那么快？身上七处负伤，现在骨头里还带着子弹呢！你想这样一个人，一个小丫头骂他他能服气？”
白刚和洪光是小学同学，虽不同班却是好朋友，因为父辈两家关系就很好，两家又住得很近，晚上二人结伴到学校上自习，在农村的土道上，每个学生都提着一个纸糊的小灯笼，那情景至今犹在眼前。上中学两人分开了，因为洪光中学没念完就参加了革命。但此后的事情白刚就不知道了，包括刚才说的那些。难道他也像自己一样遭遇了不幸？便说：“他是啥问题？怎么早早地就在家里歇了？”
“也是右派！”白敬威说得很爽快。白树勤有点奇怪：“那怎么没人管让他在家里闲呆着呢？”心里说我兄弟劳改这么多年，他怎么那么随便呢？白敬威咂了一下嘴儿，好像说这还不明白：“哎！人家不是身上有枪子儿嘛！上农场改造几天就跑回来了，说我干不了，部队也就没追究在家呆起来了。”
他们说着唠着不知不觉到了地里，一人扛一大捆秫秸走了二里多地也不觉累，只有白敬威终究是年龄大些，身体又瘦弱有些累了。虽然看到先来的人们都急急忙忙地干活，却仍然把一捆秫秸往地上一摔：“咱还是歇歇呗！”一说歇人们陆续坐下了。只有白刚觉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他本心是不想歇的，这活儿不熟没干过，就是和人家一起下手他也会落后的，再晚下手不是更要落后吗？今天全队男女社员都在这里，一人一行地捆，好像大比武一样，垅头又长半天也就是捆一行，如果落后太多不是丢人吗？自己这么个身份，怎好给人一个坏印象？
可是白敬威二叔说了，他也不好驳二叔的面子反对歇着。二叔在队里可是说话当当响的人物。所以他是既不坐也不吭声，而是立在那里用心地看人家怎么折秫秸腰儿，怎么用秫秸打结儿，怎么才能捆得快捆得紧腰儿又折不断。可是也看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中还丢下一行没人干呢？一般干活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挨着干，占不满就剩下边上的。白刚奇怪地说：“为什么当中有一行没人干呢？”白敬威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那行给你留着了你去吧！好干！”白刚更糊涂了：“为什么？”白敬威解释说：“那行是队长掰的棒子丢得少不用找，上去一捆就行。”看着白刚心神不安的样子，知道他是想干又不好意思，便说：“你要干你就干去吧！”
白刚捆得很慢，老是考虑在哪里撅腰儿合适，还要注意打结时不要把腰儿弄折。他看离前边的老远自己又干得慢，便紧干忙了一身汗，同时也找到了窍门，所以不大的工夫便赶上了前边干活的人。赶上以后就不着急了，他是只求不落后不想争先，干快了会压人一头惹人不高兴。有了宽裕时间他便一边干一边看别人的动作，觉得他们找棒子也太仔细了，有必要吗？腰带上掖的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了，上衣、裤子口袋也满满的，还是一个小棒子也不放过。直到中午收工了，一人一行还没有捆完。收工了谁也走不快，每人腰里都是一大堆棒子，白刚腰里最少也有三十多个，属他走起来轻松了，他还要回家做饭，所以和几个年轻人走在了前边。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6（2）
回家的路上，正经过队里打粮食的场边，白刚便向场里的玉米堆走去。白新三忙说：“老叔，你上场里干啥去？”白刚说：“把玉米棒子放场里呀！”白新三说：“别去！带家去，人们都是往家带，这有十几斤粮食，干五天活也挣不了这么多。”白刚说：“队里的东西应该交队里呀！”别人也说：“走吧！人们都带家里去。”正说着，队长从场里窝铺里出来了，嘴里还嚼着东西，可能是在窝铺里和看场的人吃花生呢！见人们收工回来了，每人腰里都捆着一堆玉米棒子，便喊着说：“都放下。”
这一喊，白新三也不和他叔争论了扭头就跑，其他几个年轻人也都跑了。白刚已经走到棒子堆跟前，把腰带一松几十个玉米棒子全掉了下去，他又一个一个地扔到玉米堆里去。他大侄子白纪青看见他叔扔棒子立在那里犹豫了一下，他不想让他叔太孤立太尴尬，虽然他并不想这么做，但还是随着他叔也把棒子扔在了场里。
后边的妇女们见这情况，都急急忙忙往家跑，恐怕有人让她们把棒子放下。她们掰玉米的时候，早就留了后手，故意不掰干净，捆玉米秸时还是谁掰的谁捆，这一切尽在不言中，虽是秘而不宣但又是尽人皆知。白刚这时候才明白了今天人们积极干活的奥秘。队长喊喊也只是咋呼咋呼做做样子，并不认真最后再也没有人将玉米扔在场里。
走在路上白纪青蔫蔫呼呼地对白刚说：“你多余带这个头，人们都是带家去，家里没吃的，买的粮食还让人家扣下了，这么多粮食扔场里干啥？”白刚叹了一口气：“没吃的这点粮食也顶不了多大事。”白纪青说：“顶不了多大事也能吃几天，扔在场里也没人说你好。”白刚说：“我不是想让人说好，是觉得应该交给队里。”白纪青说：“不光没人说好还得挨骂。”
“挨骂就挨骂吧！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白刚说，“从掰棒子就留后手都往自己家里拿，这队里还能办好？办不好还不是大家吃亏？”白纪青说：“队里办好办不好在乎这点东西？社员得的这点只是个零头。你看看场里那一大囤花生，现在一个粒没分就少一半了。社员们在场里干活有人偷偷抓几把，就能吃那么多？哪去了？都让有权有势的人弄走了。每年种那么多花生，每个社员也就是分个三斤二斤的。可是谁敢说什么，你还想把队办好？早晚你就看见了，不是那么码事！”
白刚和这个侄子最贴心了，这人脾气有点倔不善言词，不好出头露面但心地善良，内秀心灵手巧。不只地里活是个好手，许多没干过的活，一捉摸就透。村里队里的许多事情，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只是不说罢了。不过刚才他说队里没个搞好，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白刚倒不很同意。他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仍然是相信的。
50年代初的宣传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那时他还给农村青年写教材宣传合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