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世界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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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暴乱，他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

这种由各个等级都参加的会议，自161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现在要它同意提高税收。教权势力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他们各派三百名代表参加会议。市民和农民组成第三等级，　—　经过长期和国王谈判　—　才允许向会议派出六百名代表，代表着98％的法国人口。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根据等级还是根据与会名额进行表决。第三等级代表和较低层的教士及贵族，要求按照人头表决。而国王却拒绝这一要求，并命令分别开会和分别表决。但遭到第三等级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引用了修道院长西哀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1。什么是第三等级？

什么都是。

2。迄今为止它在国家生活中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3．它要求什么？

在国家生活中是点什么。”

他们的要求是认真的。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贵族代表，尤其是低层教士代表都表示赞成。国王派军队包围了凡尔赛的会议大厅。代表们于6月20日把会议改在舞厅举行，并宣誓如果不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就绝不离开会场。国王路易做最后一次尝试，他来到代表中间，并宣布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再次命令分别开会。“集会的民族是不接受命令的！”国民大会主席让·巴伊回答说。他用这句话把对专制主义的拒绝和对人民主权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之上。这就是革命的开端。路易十六没有能力阻止形势的发展。“如果他们不愿意走，那他们就留下吧。”据说他几乎是哭着说这番话的。

王公和上层教士却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强迫国王去解散代表会议；于是他开始在巴黎周围集结军队。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愤怒异常。他们有了被围困的感觉　—　被自己国王的军队围困。在公开的广场，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1789年7月14日，群众走上街头，到处寻找武器。他们来到了臭名昭著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据说，过去在这个30米高的围墙内，犯人常被酷刑致死。巴士底狱在人民心中是专制独裁制度的象征而遭到憎恨。于是，游行群众向它发起了攻击，大约100名起义者在攻击中丧生。犯人被解救了出来，典狱长和他的手下被击毙。接着，愤怒的人群高举插着人头的长矛在城中游行示威。

攻陷巴士底狱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解救了七名普通的刑事犯人，几乎没有得到武器，但在心理和政治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成功地冲击了专制主义。这增强了人民的自信，并且是向人民掌权的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7月14日，今天成了法国的国庆日。

革命的火花很快就点燃了农民群众。农民也奋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开始抢劫和破坏宫殿和修道院，焚毁登载他们应尽义务的各种契约和文件。国民大会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在8月4日到5日的夜里，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决议取消农奴制度和贵族、教士的一切特权。在税收和法律上，今后所有法国人一律平等。

三个星期之后，于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发表：

“1。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并永远平等的。

2。任何国家机构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任何统治的渊源，从本质上看都是人民。

4。自由意味着，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做一切事情。

5。法律只能制裁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凡法律不禁止的，就不允许阻碍；凡法律允许的，就不能限制。”

陈旧的政治体制“旧制度”从此废除。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向法国抛去了羡慕的目光。法国的国民大会开始着手制定宪法，使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这就是说，国王虽然仍是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的首脑，但他只有很小的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归于国民大会，终于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独立的司法最终保障了权力的分割。

但选举制度却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民主程度：选举权仍依据财产和收入。在全国人口为两千五百万的情况下，只有四百万男子有权参加选举。尽管如此，1791年的宪法却仍然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它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宪法的榜样，直到二十世纪。

路易十六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当国王。他试图携带家小逃往奥地利。但在边境附近被人认出，被士兵又送回了巴黎，并受到严厉的看管。这次不策略的逃跑，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迄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废除君主制，那么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运动，要求废黜国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建立共和制度。欧洲的君主们充满忧虑地看到了这个发展，他们担心革命思想会蔓延开来，波及他们的国家。于是，他们宣布同情路易十六，并向他提供军事援助。自1792年开始，他们就以各种组合，向革命的法国发出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损害，巴黎将被摧毁。面临遭到悲惨失败的危险，加上食品匮乏和物价暴涨，巴黎出现了新的骚动。国王作为主要罪人被逮捕，数千“革命的敌人”被处死。1792年9月21日召开了新的人民代表会议，所谓的“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告了共和，路易十六被判处叛国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公开处死。

在这样的动荡时代，旧制度已经废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两个集团：主张循序渐进、让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衍生的温和派，即改良派；和主张尽快彻底改造现实的革命派。

随着国王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君主立宪制的信徒遭到彻底失败。但即使在共和派中，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种力量。两个最重要的集团自称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党”。从很多暴力斗争的革命混乱中，极端的雅各宾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一个领袖律师罗伯斯匹庇尔（1758…1794），作为“福利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内政事务。他在无限冗长的演说中，论述道德、慈悲和公正，企图使法国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美德的共和国。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所谓道德公民的设想，那就是革命和法国的敌人，必须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国家”和现代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被置于监控之下。人们估计，法国在这个恐怖的统治时期，大约有35000到40000公民死于断头台下。

罗伯斯庇尔的疯狂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道德标准只在自己身上存在；甚至他的朋友和战友，例如同样著名的丹东，都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死于断头台下。当福利委员会的成员觉得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安全时，他们就把罗伯斯庇尔告上了国民公会。1794年7月28日，他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斩首。

在后来几个月里，富裕的市民阶级获得了更大政治影响。一个新的宪法开始起草，主要适合革命初期的情况。由五人组成的一个“执政内阁”接管了政府事务。但他们却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国内的骚乱不断，法国又发动一系列战争对付反对革命的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尼德兰。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一名年轻的将军开始显露才华：拿破伦·波拿巴（1779…1821）。当人民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拿破伦于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执政内阁”，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并作为“执政官”接管了国家权力。不久以后他又宣布：“革命已经结束”。

经过了十年的眼花缭乱、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法国人民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强烈，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因此，拿破伦作为“执政官”就可以像君主那样进行统治，尽管法国一直还是共和国。1802年他甚至成为“终身执政官”。但这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兴者：他想成为皇帝。他更改了宪法，于1804年12月2日他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就此，法国革命确实是结束了。但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在欧洲第一次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却得以发扬光大。

　
　
第三部分
拿破伦统治下的欧洲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把拿破伦看成是天才的统帅，他用军队使法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强大。他开始征战欧洲各国，在顶峰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前进。当他1806年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军队，从而使持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时，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这样描写了这位法国皇帝：“他谈到好事和好人时，并不真诚。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人们可以钦佩他，但不能爱他。他被幸运蒙蔽了眼睛，以为一切都可以实现。但他不懂得节制，凡是没有节制的人，都　
将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鲁士王后说得很对，因为像所有没有节制的征服者一样，拿破伦也经历了他的滑铁卢　—　这已经成为纪念他最终失败的一句成语。而这个终结却是从他1812年远征俄国开始的。为远征俄国，他集结了六十万大军，有这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全世界都预计他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的军队回避每一场战斗，一再把部队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伦的“大军”逼近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几天之后，俄国军队放火烧毁了整个城市。拿破伦知道，没有足够的住处和足够的给养，他的军队是无法度过俄国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战建议　—　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对他的“大军”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每天都有数千士兵死于饥饿、疲劳和俄军的反击。最后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乡。

一向以战无不胜著称的拿破伦还是被打败了，这大大鼓舞了他的敌人，促使他们联合了起来。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一起向法国宣战。从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了著名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伦新组建的军队无法同盟军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惨败。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　—　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　—　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　—　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第三部分
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