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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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账族”编为“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朵”（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账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既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１００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27、王安石变法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１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１０７４年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１１００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