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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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夜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０５年前后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５０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09、西汉与东汉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１５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４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５０００万到６０００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８９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２０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２５０００。公元９４年更合西域八国兵７万人讨焉耆。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黄色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巾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Twitchett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
10、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１４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室”，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２８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２４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２１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２３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