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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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看不出为什么现行的办法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能根据建议对它进行一些次要的改进的话。在现行的安排下，一名美国司令官将指挥规模庞大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他们在行动上的互相配合，而兵力的分配，则由隶属于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处理。……同时，也应当作出安排，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更经常地举行会议，而各自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月用一星期的时间，轮流地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我们启程赴德黑兰以前，我把这个备忘录面交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答复。我从私人方面听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在权力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同时他们在权衡我们的论点以后，已不再坚持这个计划了。罗斯福总统以及和他接近的人们，在和我们接触时，不论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一直互相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便以为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回到华盛顿去接替他；　
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则有责任遴选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　
当时我无疑地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于是，这个问题在我们重新回到开罗以前，便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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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萨拉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付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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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美国宪法、罗斯福的健康、斯大林的顽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前往巴士拉的旅程和横贯波斯的铁路的复杂问题，都已一扫而空，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举行三国会议，而且除了飞往德黑兰以外，其他一切代替方案都已失败了。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我没有提到当时使我关注的一个国内问题，以免打断以上叙述。关于释放莫斯利夫妇的问题，请阅附录（6），第635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第十九章　德黑兰：会议开幕

保卫工作的安排——我反复阐明我的观点——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会谈——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斯大林说明苏联前线的形势——我阐述英国的看法——土耳其的立场——“霸王”作战计划需要三十五个师——斯大林赞同进攻法国南部作为次要的目标——我坚持要占领罗马——罗斯福总统与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土耳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哩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在我们前面一百码，有一辆警卫车开道，预告我们快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久，大批群众挤满了骑兵中间的空隙；而且，我极目四望，只看到几个徒步的警察。在接近德黑兰城的中心时，密集的人群有四五层。他们是友好的，但是却很拘谨。　
他们挤到离我的汽车几尺远的地方。事前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防止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我们到达通往公使馆的拐角处时，路上已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那些拥挤的、张口呆看的波斯人群中，停留了三四分钟。如果事前本来就是打算要我们冒最大的危险，既不想让我们有突然秘密到达的安全，又不想给我们以有效的护送，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场面就是最完善的安排了。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这时，在我们之前二十四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了一个有人阴谋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物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　
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这样，我们都住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我很舒适地住在英国公使馆里，只要步行二百码，就可以到达富丽堂皇的苏联大使馆，这里暂时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厉害，以致一度不能说话，但是，莫兰勋爵用药水喷进我的嗓子，并且不断地医治，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不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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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充分同意），有着许多错误的说法。在美国，有一种传说，说我曾极力阻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展开攻势的“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又说我妄图引诱盟国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样实际上等于砍掉“霸王”作战计划。这些荒谬的说法，多半已经在以上的各章中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但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实际上在追求什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什么，也许还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细准备中的“霸王”作战计划，将于1944年5月或6月，至迟在7月初发动。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和输送这些部队的船舶仍然享有最优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必须给予补充与给养，以便它们能够占领罗马，并进而占领这个都城北面的飞机场，从这些机场可以空袭德国的南部。在获得这些进展后，在意大利战场，就不越过比萨—里米尼线——也就是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半岛更宽广的地带。如果敌人对这些战役进行抵抗，那就会吸引和牵制很大数量的德国军队，会给意大利军队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而且可以使战火在敌人的前线不断地燃烧。　
这时，我并不反对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一带进行登陆，以马赛和土伦为目标，然后英美军队沿罗纳河谷向北推进，以策应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主攻。但是我却宁愿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山峡，从意大利北部展开右翼进攻，指向维也纳。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方案时，我很高兴，并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我企图使他着手进行这个计划。如果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许多师团从俄国或英吉利海峡前线吸引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抵抗，我们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到抵抗，这样，就会给“霸王”作战计划以决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只要不影响能够用于横渡海峡进攻的实力，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地中海东部战场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重大收获。在所有这些问题方面，我坚持自己在两个月前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比例——即把我们的兵力的五分之四用于意大利，十分之一用于科西嘉和亚得里亚海，另外十分之一用于地中海东部。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主张——一年以来，我没有退让过一步。　
英、俄、美三方都一致同意前面两个战役，这就需要使用我们现有实力的十分之九。而我必须极力要求的，只是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之一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争辩说：“把兵力全部集中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放弃只应看作是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机会，这岂不是好得多么？”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主导一切的事实。西半球现有的一切船舶，为了准备“霸王”战役和维持我们的意大利前线，连最后一个吨位也都安排了任务。即使还能发掘更多的船舶，也无法利用，因为登陆计划已把有关的港口和营地最大限度地填满了。至于地中海东部战场，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埃及而集结的空军，如果在更向前推进的前哨地带起飞，也一样能够有效地或更有效地执行任务。所有的军队（外地还有两三个师）都已经到达这个战场，除当地的船只外，也没有其他船只可以把他们运往较大的战场。如果积极地、大力地利用这些部队，那就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损伤，否则他们就只会成个瞧热闹的人。如果我们攻下了罗得岛，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控制爱琴海，同时我们也能从海路与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联系。再一个办法是，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参战，或者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们为它修建的机场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同样能够控制爱琴海；那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夺取罗得岛了。两个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我们所争取的目标是土耳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土耳其，我们不需要从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调用一兵一卒，一艘舰只或一架飞机，就可以用潜艇和轻型海军部队来控制黑海，大力援助俄国，并且通过一条比北冰洋或波斯湾航路所需的代价更小、航程更短、运输更加频繁的航线，将物资运给俄国的军队。　
这是我每次向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个主题，而且毫不踌躇地、毫不后悔地反复说明我的理由。我本来能够说服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受到他的军事顾问的偏见的严重影响，在这场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这些次要的但颇有希望的机会，全部束之高阁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于他们顽固的态度还自得其乐，他们认为，“我们总算没让丘吉尔把我们牵扯到巴尔干半岛去。”其实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面无法使用的部队，把土耳其拉入战争，并控制爱琴海，是在军事方针上犯了一个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不是用没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所辩解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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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迁入苏联大使馆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访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根据霍普金斯的传记，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大林，他已同蒋介石讲定要在缅甸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尔提起印度的问题。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罗斯福说，印度的改革，应该从底层开始。斯大林回答说，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呆在床上，一面治疗我的感冒，一面处理从伦敦发来的许多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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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在宽敞精致的会议室里，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同我一起来开会的有艾登、迪尔、三位参谋长和伊斯梅。随同罗斯福总统前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海军上将李海、海军上将金和两名其他军官。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没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