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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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百里和杜周南刚刚回到办事处，屁股还没有坐稳，四川参政员李伯申、邵从恩就登门拜访，搞得他们有应接不暇的感觉。
李伯申五十岁上下，是个富态的中年人，胖胖的圆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的感觉；，邵从恩的年龄比李伯申略小一些，面孔黝黑，中等身材，显得非常健康。李伯申是参加过同盟会的四川国民党元老，目前在重庆市政府担任一个闲职，邵从恩则是著名的无党派人士，这两个人联袂来访，使孙百里和杜周南一下子猜不出他们的来意。
寒暄已毕，孙百里开门见山地问道：“两位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邵从恩看了看李伯申，见他微微点头，就清清嗓子，回答道：“我们此来是希望能够得到孙将军和福建参政员的支持，使四川参政员的提案能够顺利通过。”接着他解释道：“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四川的田赋已经连续征收了三次，而地方政府又乘机附加了很多捐税在上面，多的地方甚至达到田赋的三倍、五倍，川民已经不堪其苦，故而想陈情参政会议，要求政府酌情减免。”
杜周南问道：“既然是省政府的预算，应该直接递交省政府才对呀！参政会议虽然也会讨论地方问题，但是重点放在全国的大政方针上面，其他地方的参政员未必会对四川的事情过多关注的。”
李伯申解释道：“我们不但联名致电省政府，甚至连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行政院都逐一去电申诉过，但是却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孙百里恍然大悟：“我都忘了，现在的四川省主席是委员长亲自兼任的，你们的电报和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不是等于去问阎王你为什么死一样吗！”
邵从恩把大腿一拍，高声说道：“是啊，所以我们才想通过参政会议来迫使他做出让步。”
杜周南摇了摇头，说道：“这样做也未必有效。”
“为什么？”李邵两人不约而同把目光汇集到杜周南身上，迫切地想知道他的理由。
杜周南说道：“根据1938年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参政会议只是作为最高‘民意’机关存在的，其宗旨是：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故而，参政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对国民政府只有建议、参考的作用，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去甚远，顶多只能算一个咨询机关而已！这样一来，即使参政会议通过了你们的提案，省政府照样可以拒绝执行。”
李伯申说道：“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国民政府如果想建立牢固的抗战后方基地的话，怎么也要顾及四川的民意，我不相信他们敢一意孤行下去！”
孙百里和杜周南因为听过罗思柴尔德的分析，知道国统区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采取横征暴敛的办法也确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对他们的提案不抱乐观的态度。
孙百里劝说道：“如果放在和平时期，蒋委员长可能真的不敢这么做，但是现在他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接着他详细解释道：“我在福建的时候就听说后方的粮食非常紧张，入川之后，发现情况比传说的还要严重，并且听到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可见缺粮已经缺到什么地步了。如果军粮都没有保证，如何去抵御日军的疯狂进攻？”
邵从恩的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反问道：“孙将军，你是不是认为省政府是对的，我们全川五千万民众都错了？”
李伯申用眼神示意邵从恩不要鲁莽，然后心平气和地说道：“自抗战爆发以来，出川作战的军队已经超过四十万，每年还要向前线输送十几万的壮丁，征用的民工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算，我们对抗战的贡献也应该排在全国的前列！四川虽然是产粮大省，但是在负担了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和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够应付不断增长的赋税呢？”说到这里他的眼角出现晶莹的泪花：“老百姓如果不是到了实在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可能去冒着生命危险去抢米？”
杜周南急忙插话进来：“两位误会了！孙将军的意思是必须分析清楚事情的原委，从源头上来解决。造成缺粮和经济苦难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日寇的入侵，但是国民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进行切实的调查也是个重要因素！”
邵从恩说道：“是啊，非但没有做最基本的调查，而且委员长根本就不相信四川缺粮——他总是以为这里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绝对不可能真的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
李伯申补充道：“政府先是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粮食的商人，接着又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然后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可是这些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这已经证明四川确实缺粮，可是他还是不相信！”
杜周南说道：“孙将军和我得知四川的困难之后，决定在参政会议召开的时候，主动上报中央政府，从广东调运些粮食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希望能够使四川民众免于饥馑之苦！”
李邵二人当即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向孙百里和杜周南深深鞠躬，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我们代表全川百姓感谢你们！”
孙百里和杜周南急忙起身回礼，请他们重新坐下，这时候，杜周南说道：“广东原本也是个米仓，可是最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了，可供征集的粮食也不是很多；福建和江西的粮食仅仅能够自给自足。因此，我们能够提供的支援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长期问题，如果想彻底减轻四川民众负担的话，必须从国民政府那里想办法！”
听了杜周南的话，孙百里感到十分诧异，不明白杜周南为什么要把话题转移到国民政府身上，急忙举头望过去，却看到杜周南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于是就没有出声。
李伯申马上理会了杜周南的意图，说道：“杜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只有国民政府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切实考虑民众的负担，才是解决的唯一办法！”
邵从恩问道：“可是现在政府的权力是没有约束的，参政会议的决议和提案对它都没有约束力，这一点咱们不是刚刚才讨论过的吗？”显然，这位无党派人士对政治还不是很敏感。
李伯申解释道：“咱们可以借着召开参政会议的机会，提出要求政府把参政会议升级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提案，只要表决通过的话，他们再制定新的预算或者增加赋税的话就必须通过参政会议的审核、批准，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邵从恩诧异地问道：“这种提案怎么可能通过呢？即使在参政议会当中，也是国民党占多数呀？”
李伯申回答道：“只要咱们联络其他中间力量，未必不能通过！”然后笑着说道：“我是国民党，孙将军也是国民党，可是会支持他们吗？”
杜周南听完李伯申的话之后，连连点头，非常赞赏他的直率，说道：“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团结起来，少数也有可能变成多数，国民党内部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更何况我们又不是要推翻政府，我相信，除了中央政府的那些代表，其他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支持我们的！”
说到这里，李伯申信心十足地站了起来，说道：“既然这样，我们就马上回去联络同志，争取在会议开始前的这两天时间内获得广泛的支持！”
送走客人之后，孙百里问道：“杜先生，你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么个建议？”
杜周南微笑着回答道：“昨天和周恩来先生谈过之后，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他的提议，今天又看到这两位四川参政员对国民政府有相当大的意见，感觉我们已经有实力和国民政府提出改革的要求了！”随后他详细分析起当前形势：“目前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区有四川、贵州和湖南、湖北、陕西的一部分，军队员额在两百万左右，与国内的其他势力相比，似乎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果把其他势力控制的地区和军队全部加起来的话，力量对比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全部加起来的话有数十万平方公里，正规军应该在四十万左右；我们手中的三个省也有几十万平方公里，在军事委员会有番号的部队就有十八个师，再加上台湾军团和国土防卫军，总数应该接近五十万；云南、山西、广西、新疆和甘肃一直都是半独立状态。”
“即使在参政会议中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中共、第三党、民主党派肯定是要求民主的；社会知名人士也大多数具有这种要求；党内还有相当多的人士对目前的状况不满意；全部加起来的话，应该也会超过坚定支持政府的一方。”
“既然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咱们最关心的政府民主化问题解决呢？周恩来说的很对，只有进行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从而实现政令和军令的统一，更加行之有效地进行全面抗战！”
孙百里听了他的长篇大论之后，不禁回想起这两天的经历，感慨地说道：“其实蒋介石和中共都意识到这种变化，所以才会先后找到我们来协调立场，争取同盟！”
杜周南说道：“要不然老蒋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我们，没有在财政问题上穷追不舍！他是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人，政治嗅觉肯定比我们要灵敏的多！”
孙百里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沉吟了一下，说道：“是不是都遗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参政会议的地位是早有定案的，蒋介石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条，把任何相关的提案都说成不合法，这样的话，参政员也拿他没办法！”
杜周南不以为然地说道：“在前线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怎么会做出这种自掘坟墓的事！”
孙百里点了点头，说道：“倒也是！蒋介石的威望和资历在国内都没有人可以和他比肩，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海外华侨中间，这一点连一直反对国民党的中共都承认。因此，无论政府进行多大程度上的改革，他的领袖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所不同的只是权力的大小和受到制约的程度而已，贸然和代表各阶层、各党派的参政员们翻脸的话，确实不是明智的决定。”
杜周南说道：“目前在地方势力当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就是我们了，到时候，应该适当地付出一点代价，来推动政府改革的进程。”
孙百里说道：“这些问题都事关重大，咱们还是和参政员们商量之后再决定吧。”
杜周南急忙说道：“百里，我刚才是突然想到这一点的，没有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就越俎代庖，你可不要见怪呀！”
孙百里淡然一笑，说道：“怎么会呢！”然后站起身来向楼梯走去：“咱们还是先听听罗思柴尔德先生的意见吧！”
正文 第二五五章 群起而攻
在参政会议召开前的几天时间里，国民党元老中的开明人士、第三党、青年党、民主同盟、国家社会党等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纷纷登门拜访，把孙百里和福建参政员们搞得应接不暇，每天都要不停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把福建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愿望逐一说明，以寻求最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重庆的各大报纸全部把焦点汇集到即将召开的参政会议上，每天用最大的篇幅来进行相关的报道，孙百里作为最年轻的绥靖主任和战区司令，以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受到格外的关注，照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面，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在民间引起不小的反响。
1941年2月18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重庆隆重召开，蒋介石亲自担任议长，著名法律学家、国民党元老王世杰担任秘书长。
按照会议日程安排，行政院长孙科首先代表国民政府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随着战线趋于稳定，旷日持久的内迁行动宣告结束，在政府优惠政策的照顾和财政支援下，国统区的工业、农业、教育、交通运输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大幅度提高，使大西南成为抗战的坚实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军队对日作战。
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尽管海外华侨每个月都有高达八百万元的捐款支援，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单是四川省1941年度的预算赤字就达到九千万元之巨，而同期的四川全省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六千八百万元；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丧，很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民众纷纷跟随政府西进，造成了规模巨大的难民潮，再加上要负担将近两百万军队和大量政府工作人员的消耗，后方粮食和日用品供应日渐匮乏，从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国民政府为了改善经济状况，采取了以下措施：以特种矿产和农产品为抵押，向英美俄等国借款，以满足军队的作战消耗；制定战时经济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刺激工商业发展，安排难民屯田垦荒，增加粮食供给；修筑公路和铁路，使各地区间的物资流通更加便利；加强对西部偏远省份的管理，确保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够在上述地区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等等。
紧接着，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就目前的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做详细的报告：日军占领宜昌之后，由于战线过长和后方游击战不断增长的压力，兵力严重不足，无力再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来打破僵局，于是把战略重点放在巩固占领区和切断中国对外通道上，我方将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武器装备，整训军队，提高战斗力，相机发动反击；在国际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严重损害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使它们开始明确表示对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并在资金和物资上面提供帮助，国府将不失时机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