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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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更需要研究近年来的总统经历，看哪些东西在起作用、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后来人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了解过去是掌握未来的基础。今后２０年左右的时间对于塑造２１世纪至关重要。民主资本主义之风席卷世界，科学技术提供崭新前景，可以说，我们正站在一个黄金时代的起点上。领导者素质的高低，从总统算起，是根本的因素。我们需要做领袖的人和白宫的领导人懂得如何调动全国的力量，并以他们的智慧实施目标。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总统学习，但是在过去经验中累积了大量的教训可供他们借鉴。
在此，我不想因为我为这四位总统工作过而装模做样地给他们下定论。他们的私人文件在几年之内还不会公开，即使公之于众，那些文字材料也未必能展示他们的全貌。一次，肯尼迪总统应邀参加由历史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对过去的总统进行评估，他勃然大怒，说道：“活见鬼，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从来都没坐在这里去阅读那些电报，整天地去听人们诉说他们的疾苦。”他的话有道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人的理解靠的只是从其表面进行判断。
我感到即使不知道细节，也能从近年来的总统身上对于领导艺术粗略地加以总结。本书已经做出了相关评论，这里不再重复，但将他们压缩成几项要点，还是会有帮助的。
依我之见，有七把钥匙可以开启白宫的行之有效的领导力量之门，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是自由的政府还是保守的政府，它们都适用。它们实际上也适用于大多数其他组织的领导者，如ＣＥＯ、大学校长、将军和非赢利组织的领袖。
１．领导能力始于内在品质
在过去３０年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是两位最具天赋的总统，他们都极为聪明，博览群书，颇具政治头脑，又都醉心于权力。尼克松可谓继艾森豪威尔甚至是伍德罗·威尔逊之后最优秀的战略家；克林顿则是继林登·约翰逊甚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最优秀的策略家。然而他们又都自己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尼克松性格中的阴暗面占了上风，克林顿则无法克服他性格中的毛病。他们活生生地说明：领导人在操纵世界之前，必须能做到自我操纵。正如赫拉克利特言简意赅指出：“性格决定命运。”
总统的内在心灵世界体现在他领导艺术的各个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他生活中的激情构筑了他工作使命的基础。尼克松对于“持久和平框架”的追求源于他要成为政治家的梦想；林登·约翰逊年轻时代拼搏奋斗，是因为他梦想要实现他的“伟大的社会”。我们知道领导者的性格对他做出决策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既关系到他怎样做出决定又关系到他决定了什么。福特豁免了尼克松是因为他动了恻隐之心；里根向我们证明其个性决定了他的演讲风范，也表现出他同国会与媒体打交道时他的能力。在尼克松与克林顿身上，我们看到总统的性格决定了白宫的性质，总统身边的人都深谙他向他们发出的暗示的内涵。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总统的性格决定了他全部的公众生活方式。
约翰·Ｗ·加德纳在其短篇杰作《论领导艺术》中，列举了十四条个人品性，它们在领导者的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都很重要。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从这一领域的学者那里总结经验，这些学者包括拉尔夫·斯托吉尔、伯纳德·巴斯、埃德温·霍兰德。加德纳列举出的这些品质是每一位总统都应该具备的，即充沛的精力、用智慧去指导行动的能力、勇于承担责任、胜任职务、对其追随者及他们的需求充分理解、善于与人相处、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要求、有调动他人积极性的能力、既有胆量又稳健、具备赢得信任的能力、处事分得出轻重缓急、自信、果断和适应性强。
在所有这些品质之中，正直对于总统是最重要的。一年前美国前参议员艾伦·辛普森在哈佛大学介绍杰拉德·福特时说：“如果你正直，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正直，什么也都无关紧要。”
人们有理由谈论公众领导人的私生活必须具备何种美德。有人认为如果政客犯了生活错误，例如说通奸，他就没有资格身居要职：“如果他妻子都不信任他，我们也不能。”但历史证明这条标准定得至少比我们需要的或期望的要高。想想富兰克林·罗斯福吧，他去世后２０年，美国人才第一次得知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时与露西·默塞尔陷入热恋，这几乎毁了他的婚姻。他斩断情丝，结束了这种关系。但在他临终时，守在他身边的人是露西，而不是艾琳娜。多丽斯·基恩斯·古德温指出：艾琳娜忍受这场婚外情长达４０多年之久！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总统。
人间的感情，如何能让人分个清楚、说个明白？没有简单容易的答案。在感觉论的新时代到来之前，我看新闻记者们经常采用的标准算是最好的：当政治家的私生活已经影响到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时，我们也要区分对待。如果他狂喝滥饮，放荡无度，吸食毒品，举债累累，那他就出格了。但我们应该对人性的许多弱点表现出宽容和理解，克林顿的出格不是因为他与别的女人有性关系，而是因为他是在总统办公室里与白宫实习生发生了关系，之后又矢口否认。
尽管对于个人生活的标准有争议的空间，但公众行为的准则却是同一的。总统治理国家，必须取得公众以及本系统内部民众的普遍信任。信任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要努力去赢得。总统值得信赖、对其行为负责并要求他的部下也达到了同样的道德标准，这十分重要。政府就一些敏感问题有权保持沉默，除非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否则没有必要撒谎，也无权通过编造故事误导民众，那些制造谣言的人是对民主的严重践踏。
国家最高统帅除了有正直的人品，政治学家埃弗雷茨·卡尔·莱德认为他的“总统智慧”也极为重要。“总统智慧”是知识、判断力、性情、对于未来信念的合一体，是英明决策和负载着责任的领导力量的源泉。对于世界与历史都一无所知的总统，当政是危险的。如果头脑是惟一的准绳，那么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应该算是近年来最伟大的总统了。比如里根，他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又有高情商，二者的结合使他成了有远见的预言家。
勇气是总统领导艺术中的又一重要因素。今日政坛，除非有为美好事业豁出一切的勇气，否则不会成功。若没有这份胆量，尼克松永远都不可能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里根也不会在子弹下死里逃生、加快冷战结束的进程；克林顿更不会在不利的情况下保障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顺利通过。勇气必须伴以谨慎，克林顿的卫生健康计划就缺少了一点慎重。领导艺术中的必要条件是内在胆识。
领导者的七条训诫领导者的七条训诫（2）
２．高尚又有感召力的核心目标
总统必须具备坚强的性格，同时他还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他必须告诉民众走向何方，才能把他们团结在他身后。林肯的目标是拯救联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标是结束大萧条并赢得战争的胜利。人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他们的总统正在举步何方。近年的总统中，只有里根目标明确，即降低税收、削减开支、压缩规章制度、减少赤字、增加国防预算。在竞选中他大力宣传他的目标，因此他不仅获得了授权而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预算赤字是个例外）。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福特、卡特、布什、克林顿也都有过美好的希望，但他们在任期之内从未清晰地说出过一个既有核心性又有强烈的感召力的目标，结果是悔之晚矣。
总统的核心目标必须植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中。美国人的价值观在《独立宣言》早已明确阐明，正如Ｇ·Ｋ·切斯特顿所说的那句明言：“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建立在信念之上的国家，这个信念在《独立宣言》中已从法理和逻辑上公之于世。”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都到宣言里去寻求灵感和力量。林肯说过他的每一条政治信念都起源于它。我们并不是意欲说出我们自己是谁，而是要说出我们想要缔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且知道道路漫漫、路途遥远。这是我们的共识。总统就职后不用像ＣＥＯ那样重新规划蓝图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他应该给我们固有的信念中注入新的活力，适应于时代的脉搏，引领着国家走向更大的辉煌。马丁·路德·金大声地说“我有一个梦想”，他的话语强劲有力，因为他正站在林肯纪念堂前向我们疾呼，呼唤我们去实践《独立宣言》中的誓言。
总统一旦偏离了国家的核心目标，就要遭遇危险。克林顿卫生健康计划的落败，很大程度上在于违背人愿。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他的社会保障计划和传统相违，经过精心设计，执行时政府并未动用国家收入，因为他使民众相信他们是把钱“省下来”而为了自己的将来。制定出与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计划才是它被接受的关键。
３．说服他人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总统能否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并不重要。从杰斐逊到威尔逊，国情咨文只是一份写给国会的书面报告。即便是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与其说它是一篇美妙动听的演说，不如说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的老练的掮客。电视改变这一切。肯尼迪和里根成了２０世纪公众心目中最令人难忘的演说家，他们是运用传媒的大师，他们都有通过电视去说服大量听众的能力。里根更是把电视作为达到立法目标的有力武器。
当今的麻烦是总统说得过多，而使听众们失去了兴趣。乔治·布什每年公开发表演说的次数比里根多，而克林顿发表公开演说比他们二者的总和还要多，仅１９９７年就发表公开演讲５４５次。他擅于用简单术语与听众交流，解释公众提出的复杂的政策问题，在任何论坛上，他都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讲得过多，就失去应有的效力。
４．与系统合作的技巧
现在政治顾问们的误区是认为能说服广大民众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电视已成为领导力量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里根的成功显示总统与他的班底与民主政体的其他部门精诚合作也至关重要的。议会是政府的一个分支，媒体要以一个声音说话。
实际上，总统应该把自己看作一张网络的中心，他周围有六大社会势力，他必须通过与他们合作，保持吸引力并建立成功的工作关系。公众、国会、媒体是最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些在政治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某些大国、国内利益集团、国内精英。与这些人打交道要有高超的政治见解。所有这些力量都希望在总统桌边有一席之地，并参与决策，他们大多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２０世纪没有谁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善于与他们相处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评论他说：他既是狮子又是狐狸，这也是他非同凡响的成功的原因。
在近年来的总统中，令人吃惊的是这条训诫已被遗忘。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好像对在国会、媒体这些机构以及华盛顿的政治精英极为藐视。在当今的气候下，政府已经很难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他们这么做是在为其议案的通过设置双重障碍。未来的总统真应该虚心地学一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是如何成功的；也该学习哈里·杜鲁门的马歇尔计划是如何通过的；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林登·约翰逊公民权利议案是如何胜利实施的；还有里根的经济计划是怎样通过的。
５．稳妥而迅速的开端
如果时代的经验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总统应记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里根上台伊始，雷厉风行，取得了一系列立法的胜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林顿，他一开始就准备不足，遭遇困难，导致他的卫生健康计划搁浅又失去国会支持，二者任期初始的结果真是天壤之别。当然如果克林顿没有在１９９３年末迅速决策，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６年又如法炮制，他也只能当一任总统。尽管成就了当总统的夙愿，但他永远没能成为他所期望的总统过渡期的楷模。
在很多机构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权力在慢慢扩大。一名ＣＥＯ、一位大学校长、一个团体的领导人，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来显示自己的品质，才能占有一席之地。总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的权力很快就会蒸发而去。我的意思不是说，任何一位总统，上任的头一百天都非得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头一百天一比高低。但是从上任一开始的那个月份一直到８月国会休假，通常是他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期，即使他连任，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总统必须行动迅速。
旗开得胜、运转正常比看上去要难得多。那些曾经受到政治生活磨练的人在这方面会占很大优势，富兰克林·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里根在入主白宫之前，就知道如何运用权力的杠杆作用；卡特和克林顿则不得不现学。竞选本身其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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