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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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亩收税。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12年的功夫，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不吉样”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冈石和大理石筑成，即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14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30英里（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