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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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看，自我当了这个大总统后，你们这帮人这个那个的折腾了一年多了，我这个总统说什么都不算，什么都得让你们批准，现在倒好，直接让我下台，你孙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给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给面子，我就独裁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黄兴的陆军中将给我撸了，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给我免了，陈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了。
袁世凯共和信念本就不够坚定，再这么一推他，他就坡下驴，直接跟你翻脸了，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黄兴等奋起反抗，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孙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经走上法律程序，凶手已经被羁押的情况下，煽动各省独立，武装对抗北京政府，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而袁世凯在得到这几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可能武装叛乱的情报后，将其免职，属于法律赋予的权力，合理合法，北洋军人给全国人民的通电义正词严：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马克思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但国际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打群架，关咱们什么事呢？问题是架不住他们在咱们家打群架啊。胶州湾不是德国的租借地吗，日本说了，德国敢和我哥们英国宣战，实在不把我们兄弟放眼里，你们中国军队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出吧，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一架了，这不扯淡吗？话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话，直接就在龙口登陆，和德国打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区本就属于德国管理的区域，北洋势力并不存在，此时只好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继而再次声明胶济铁路除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外，自潍县至济南段由中国暂行管理。别看北洋军对方孙中山的革命党轻轻松松，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须由我管理，英国人这时也从崂山湾登陆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10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会见日本外交大臣，要求日军撤退，日本说，我和德国打架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是德国的资产，和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武力西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你他妈再不撤退，我发动四万万同胞一起骂你。
和他打啊，段祺瑞呢，冯国璋呢，张勋呢，这么些个北洋大将，不是挺能打的吗，那帮倭寇有什么可怕，打狗日的。
其实这狗日的还真的很可怕，他们很像鬣狗，体型不大，速度不快，力量一般，却是草原上令其它动物闻风丧胆的煞神，他们富有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子，他们心狠手辣，每一次出击不达目的势不收兵。任何人面对一个不知道恐惧的对手时，都会胆寒，一个信奉有死无败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他们已经不只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强悍，20年前，他们灭亡了国人的骄傲——北洋水师，10年前，他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场日俄战争，把看上去比他们彪悍的多的俄国人打的满地找牙，中国军队是真的怕了这群鬣狗，怕到了尚未开战，就已双腿打颤的地步，袁世凯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你跟我说说，和日本开战咱能坚持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四十八小时”，靠。
日本，这是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我们的恐惧中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义愤填膺，暴跳如雷，我只能劝你别往下看了，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1995年1月18日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跟他说，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注15】你看看，不要告诉别人啊，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在这“二十一条”中，他要求北京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外，又增设了诸如中国中央政府需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屈辱性条款，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凯哥很生气，后果不严重。
袁世凯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谈判，谈判桌只不过是谈判双方摆实力的地方，日本人是没想跟你讲理的。当然，袁世凯也没想和不讲理的人讲理，他只想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叫他的一个日本顾问友贺长雄，两次回国去探听一些东西，元老院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还通过他的秘书去收买日本的情报，了解各种动向，分析到底日本人想干什么？如果拒绝以后日本人能不能出兵，应该说袁世凯做的还是很冷静的。同时，袁世凯秘密约见了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随后不久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新闻，赫然以匿名的方式刊登在英美各国主要的报纸刊物上。日本人本来想趁欧洲一战打的激烈的时候，在中国谋取更大利益，他不希望其它列强来捣他的乱，袁世凯摸准了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换来了美国人对此事的干预和对日本的谴责。在日本人不断的武力恫吓之下，中方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中方代表苦撑了4个月，抗争了四个月，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作出了几次让步，5月7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啊，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了，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6点前，再不签字打你了啊，在没有他法的情况下，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签了字，但是这已经不是开始的二十一条了，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争得的《民四条约》【注16】。原来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全部删除，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后来袁世凯在国会发言时说道：“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就在袁世凯认为自己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可以交代过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二十一条”所引发的学潮此起彼伏，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这他妈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果日本人能怕了你们一帮穷学生的呐喊，你们就可劲的喊，如果你们报纸骂我能骂跑日本人，我陪着你们一起骂，如果做不到，就通通给我闭嘴。
袁世凯对于民主共和的好感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恶意的揣度了。他很喜欢看一份报纸——《顺天时报》，这份报纸中刊载了很多拥护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这正符合了袁世凯的心境，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已经废除了《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并且改总统任期为10年，可以连任，且连任多少届都可以，下届总统候选人由前任总统指定，候选人为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这等于说大总统可以终身制，而且总统位子世袭成为了可能，这套制度和我们鸭绿江那边的邻国差不多，那个国家也叫共和国，他们的国民还以为这套“优越”的制度是他们伟大领袖制定的呢，其实根本是学我们袁大总统的。但袁世凯已经不屑于在民主和舆论监督的氛围中当这个“窝囊”总统了，他要称帝。
他要用皇权来治理现在的民主乱象，同时从《顺天时报》上，他也看到了很多支持的声音，他相信如果恢复了帝制，他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的更好，于是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人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凯假意推脱了一下，然后就半推半就的恢复了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注意，袁世凯恢复的不是清末的皇权统治，而是他从开始就支持实施的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世之枭雄，聪明一世，无奈糊涂一时，一时糊涂，竟然惹得千古骂名。那份《顺天时报》是他儿子袁克定自己出钱印刷的，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的。民众请愿团、筹安会都是袁克定策划的，当袁世凯知道真相时，悔之晚矣。
其实在1911年的中国，走向共和并非历史必然，正如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很多运气成分一样。当时，如果选择了君主立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国家政体的变动相对平和，可以依仗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慑力影响力来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保留一个大家公认的皇帝，哪怕他只有几岁，都可以在各门各派的争斗中架设缓冲区，同时一样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主政体，比如英国，比如日本，都因为君主立宪而成为发达国家。
可是我们最终选择了“走向共和”，笔者认为“共和”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且即使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一样有成功的可能，只不过我们没把一出好戏唱好。
在武昌起义之后，作为共和的交换条件，选择一个不知共和为何物的袁世凯做总统，实属无奈之选，确实使得这种所谓的共和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袁世凯还是很努力的照葫芦画瓢，我们享受到了空前的言论自由，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舆论监督平台，我们的议员们都认真的履职，没有诸如倪萍这样只投赞成票的委员，道路虽然曲折，但方向还是正确的。
如果南方各派革命党能够稍微的大度一些，给他一点时间进步，允许他犯错误和改正错误，袁世凯是否还有理由和决心偏离共和的轨道？
如果让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而不是用在应付吵架上，是否对当时动荡中的国家更有利？
如果革命党们能够少一些私欲、鲁莽和幼稚，多一些公心、沉稳与团结，共和是否可以更加稳健？
如果我们的法制建设再完善一下，不要光民主也要有集中，我们的办事效率会否可以提高？
如果袁世凯的胸怀可以更开阔些，对于那些批评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
答案显而易见，可惜事与愿违。
笔者认为共和制下的内阁制选择是错误的，总统像立宪制度下的皇帝一样被架空，但总统又不具备皇帝在国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反而引起社会动荡与不安。我们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的共和政体，总统民主选出，然后可以按自己意愿组阁，就是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任期4年，最多连任两届，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按自己意愿选择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最高领导人可以凭个人意愿组成“自己人”的政府，以提高办事效率。再通过总统任期限制，国会的监督机制等，限制了总统个人权力的膨胀。反观我们民国初期的共和制，从制度设计上就有了缺陷，先让一个强势的实力派当上总统，又企图用内阁制去架空这个实力派，况且架空总统的目的单纯的可笑； 如果是孙中山当总统就不限制，袁世凯当总统就限制，原因是袁开始是不赞同共和的，《临时约法》这种因人而设的法律（在当时起到宪法作用）从出发点上就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基础不牢，倒塌就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