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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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才于31日撤到租界，后谢晋元被叛徒刺杀于孤军营。
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马上铸成第二道防线，并未撤出战斗。可就这么一犹豫，11月5日拂晓，日本新组建第10军在柳川平助指挥下，由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等处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南方的背后。11月8日，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三个月的苦战，特别是最后的抱头挨打，使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受到极大摧残，面对潮水般涌上来的日军，已经错过了有序撤出战场时机的中国军队顿时阵脚大乱，撤退变成了溃败，溃败竟然转眼间就变成了溃逃。将军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因为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首都南京门户大开。
下一节：烽火连天日，朗朗读书声。
在这一节里，我将一笔带过“南京大屠杀”，一是讲的太多了，我也没太多可以说的，二是我讨厌整天跟个娘们似地，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打我了，你把我打惨了，你必须承认你打我了，你必须承认把我打的满地找牙。其实你打我了，我当然要说，不说大家怎么知道你该打呢，但说一遍大家知道了就行了，被人打的满地找牙也不是什么长脸的事。我们好歹是战胜国，小日本好歹是向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整天哭爹喊娘的弄的一点胜利者的尊严都没有
第三十九章 烽火连天日 朗朗读书声
从上海逆长江而上300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这是中华民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海沦陷后，南京无险可守，已成孤城。日军兵锋所向，不日即可兵临城下。
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参加完淞沪会战的残破疲惫之师，部队新败，军心已经动摇，短期内极难再次振奋起他们英勇抗战的决心。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
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大部份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因为从战术上讲，我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根本守不住。从战略上讲，我们要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个别城池的得失无损我抗战大局。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可蒋介石还是决定要守一下，因为此处是国家首都，是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怕被民众的口水淹死啊。这个守城的理由实在不够充分，可蒋介石提出，你们撤退我留下镇守南京，如果我死了，你们要继续抗日，争取胜利。国家元首此时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它反对的声音自然就不太好意思说了，湘军将领唐生智站了出来，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撤退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
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宣称要与南京共存亡。有人说唐生智此举是沽名钓誉，有人说他早已边缘化，想趁此机会重获兵权，这不是屁话吗？率一众残兵败将，迎战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如果我们现在干部的名和誉都用这种方式得来，我想我们老百姓会乐得将名誉送给他们。
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的还不过瘾，人家马谡前辈比这弄的绝，所以他又命36师为督战队，统一掌管江上船只，谁也不许从挹江门撤退，又命令陈兵江北岸的胡宗南，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人家唐生智一下用了两个典故。
接着他给自己的长官部暗中留了一艘小火轮，各个师旅长也不含糊，上行下效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这招厉害，即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在实在抵敌不住的时候自己逃命，想当年项羽、韩信、马谡加一块都没想出这办法来，算是唐生智的军事创新吧。
日军并未在攻陷上海后马上向南京进兵，日本近百年的对外战争从来没有受到过淞沪会战这样的损失，三个月下来，中国是被打残了，他虽然未伤筋动骨，却也遍体鳞伤，所以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给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不光不准备马上攻取南京，甚至准备让这些日本军人“凯旋归国”。可日本这群狂热的军官们认为敌国首都就在眼前，已是唾手可得，岂能在此时罢手收兵。尤其是第十军，他是在淞沪大战的最后阶段才杀上来的，与其它部队的人困马乏、损兵折将不同，这支部队尚在兴奋期，11月15日，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们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计划。最后通过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1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才得到第十军擅自向南京开进的情报，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急令其停止进攻，结果第十军根本不听号令。11月22日，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拍完电报的松井石根也不等回复，当即挥军西进，和第十军展开了一场攻占南京争抢头功的竞赛。咱们老说日本人有纪律性，可在侵华战场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日本军人屡次的抗上用兵，而这些人并未因此受到处罚。不仅如此，参谋本部的军官们还对日本军人这种行为采取了普遍赞赏的态度，多田骏无奈之下，于11月28日下达了攻取南京的命令。
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精锐36师、87师和88师，以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1万2千余人，另外还有一些非主力部队，共计10万余人。12月5日，南京外围部队和日军交火，南京保卫战开始。12月8日，南京城三面被围，只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这在军事上叫做“围三缺一”，如果四面全围，则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日军此时人手不够，无法实现全歼中国守军的目的，因此采用了“围三缺一”，就是希望中国军队快点崩溃。
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日军首先向地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动攻击，守卫光华门的是目前最有战斗力的教导总队。战斗十分惨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光华门，又被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八十八师抵抗也十分顽强，到12月12日为止的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死2600人，负伤4600人），但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
可12月12日，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唐生智当即在晚上7点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撤退。此时尚未到城破之际，如果组织好掩护，维护好秩序，那么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上没有敌人布防。可唐生智在下达了撤退命令后，8点钟就乘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了。有些个师旅长们一看唐司令跑了，连部队都没回，坐上自己准备好的小艇也跑了。下面部队知道军官逃跑的消息，战斗意志当时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啊，跑吧。往哪跑？只有一条路，挹江门。这边36师并未得到解除“任何人不许出城”的命令，傻乎乎在这督战呢，谁也不许退，违令者格杀勿论。败兵们这下可气坏了，当官的都跑了，你们拦着我们干什么，大家冲啊。放着三面的敌人不守，自己和自己在北门打起来了。36师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瞬间也加入到逃跑的大军中。可奉命统管船只的36师本来是做的与南京共存亡的准备，起了咔嚓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浩瀚的长江往哪跑啊。无奈之下，大家又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在了难民之中。
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就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他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无奈之下，堂堂中央军干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妆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当中。很多人讽刺孙元良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我认为这是胡扯淡，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他又是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打到最后还留下个“八百壮士”断后，再接着率领不足三分之一的兵员打南京保卫战（战前补充了很多没打过仗的新兵），在别的师长都先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骂他的人都应该住嘴。
13日，日本人继续攻城，咦？昨天还和自己玩命的中国守军突然没了，日本人还奇怪呢，开始的时候进城非常小心，一步一挪一观察，不知道中国人玩的什么计策啊。直到下午两点，日军才攻到挹江门，一看那里一片混乱景象，才确定中国守军崩溃了，因为城内到处是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军装，使日本人确信有大量的军人混迹在难民之中，同时，不断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在向日本人打黑枪。这就成为了之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导火索。
我们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东西太多了，孙元良的儿子秦汉还主演过一个曾经很轰动的电影《南京大屠杀》，所以对于细节我不准备多说了，省的占用大家的时间，只说几点感想。
鬼子是强大的，开战五个月就拿下了我们的首都。
鬼子是团结的，他们军令统一，没有军阀掣肘。
鬼子是凶悍的，他们敢打能打，不怵肉搏，战不能胜时，宁死不当俘虏。
鬼子是野蛮的，他们导演和主演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下作的南京大屠杀。
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弱小到很多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抵抗到底的信心，包括南京城几万放下武器任人宰割的士兵，也包括一些大人物如汪精卫之流（后面会讲到），可是，我们战胜了这个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敌人，我们最终，还都南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血性，因为我们的顽强。
我们从小受到“温、良、恭、俭、让”的教育，所以我们温和温顺、我们与人为善、我们没有攻击性。
但我们的前辈同样告诉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不挠，宁折不弯”。
在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时，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还拥有那么多誓死抗争、矢志不渝的英雄，我为自己能成为这个英雄民族中的一员而自豪，我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抗争史而骄傲。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凯歌，不仅为我们的民族赢得了生的权力，更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可以淡漠仇恨，但绝不能忘记耻辱；
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但绝不能忽略英雄；
不用去纠缠倒底死了30万还是20万，死的多了也不证明我们脸上有光，杀的少，鬼子一样罪责难逃。
我们不需要日本人虚情假意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日本人实实在在的尊重。尊重靠什么，不是靠我们每年几千亿的公车私用，大吃大喝，不是靠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不是靠屈指可数的几个保钓勇士的爱国行动，更不是靠凑了半天才凑出的百万签名和喊了百年也不顶屁用的“抵制日货”的口号。“抵制日货”不过是弱者心态下的挣扎，有骨气的中国人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日本人喊出“抵制中货”。
我们依然可以教育孩子们温和温顺、与人为善，但同样要告诉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不挠、宁折不弯”。
太激动了，扯远了，言归正传。
国民政府在武汉稍作停留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四川本是刘湘的地盘，要搁以前，蒋介石想在四川驻军是件天大的难事，可在民族危亡时刻，刘湘力主抗战，派兵出川、出钱出粮，还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可惜的是，刘湘在38年1月即告病逝，临终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迁的如此的仓促，大车小量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见的。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的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之际，他们却同时做了一件一点也不紧急，于抗战也无实质帮助的事情——高校内迁。
说教育是强国之本、是立国之基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马上见成果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教育的重要性就常常被一些眼前的纷扰所取代。可这次，虽然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可教育却没有被忽视和漠视。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高校从来都是反日运动的发源地，这次“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高校的老师中有些人为伪政权做事，成为了汉奸，但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们在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踏上了南迁之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还有十多所高校迁至云南。
高校内迁中，迁徙路途最远的学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先从平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分兵两路，一路走海路到河内再转到昆明，另一路靠两条腿走到昆明，1670公里啊。最为幸运的是原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它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抗战八年里它迁校八次之多，可谓颠沛流离。
10多万学生来到了大后方，要吃饭、要住宿，要有课堂，要请老师，这些都需要钱啊，教育这玩意是只有投入看不到产出的，这时连打仗的钱都筹不齐，教育的困境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最挠头的可算是教育部长陈立夫了，怎么才能把这些学校办下去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贷金”的方法，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从政府借学费，财政部那边看着这些借条感觉还好点，毕竟不是送而是借，将来是要还的嘛，所以也就借来了一些钱。学生毕业的时候，毕业文凭后面都要写上欠政府多少多少钱，有些人最后也没还钱，还了的也等于没还，因为后来中国发生了惊世骇俗的通货膨胀，买袋米需要骑自行车驮着钱去，所以随便抽出几张就把政府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