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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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不过，敌后抗战的生活条件虽然困苦，但相比于正面战场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伤亡，其生存压力还是要小的多的，毕竟打不过可以不打，顶不住可以跑。以至于国共两党的游击队员们在闲暇时，可以时不时的搞搞摩擦，活跃下气氛。
国共两党打了十年，本来就有仇，合作基础并不牢固。国民政府为了不使民众有被抛弃之感，即使在沦陷区也要任命战区司令和省主席、县长专员，华北的八路军也公开的建立自己的政权，国民政府就怕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做大，共产党确确实实就想做大，这个矛盾还真就不好调和。按理说，八路军、新四军应该听命于自己所在战区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可事实上呢，八路军、新四军只听命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国民政府实际无法直接调动八路军、新四军，中共时刻提防着国民政府借日本刀将自己干掉，所以也经常不听政府调遣，这也使得大家的不信任加剧。因为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罩着，所以国共双方基本是小打小闹，所以称之为“摩擦”恰如其分。
除了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外，双方还不忘了对骂，都控诉对方只打自己不打日本，只搞摩擦不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方针在蒋介石的会议讲语中被解释为“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毛泽东回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国共为敌后政权和地盘明争暗斗之际，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伪政权带着伪军们也来稳定地方了，在敌后战场还上演三国演义呢，日本人看了肯定一边笑一边摇头。
最大的一次摩擦是“皖南事变”。这是一个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的战斗。因为之前摩擦已然不断，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相互提防。先是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了份电报，中心意思如下：
1。　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承担的任务是和你们的编制相当的，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呢。
2。　你现在说你有50万人了，让政府按50万人给你拨粮饷军械，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不加调查就给你拨饷，你回头说你有100万了，我们哪供的起你啊。“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
3。　如果你真有这么多人，那你得真干这么多事啊。可“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
4。　为顾全抗战大局，我们已经将和你们发生冲突的部队调离了。现在将冀察广大区域的军事指挥大权都给玉阶（朱德）兄，友军均撤出这一区域，希望你们在黄河以南的部队也迅速集结于河北，咱们两下的人不接触了，这样就可避免摩擦，专心抗日。
当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然后，中共中央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商定了新四军北上路线，并电令新四军北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咱也别来什么配合作战了，只要咱们不摩擦就好，你守好你的地方，我守好我的地方，共同维护抗战大局。
可项英却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拒绝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此时，国民党40师奉命前来跟新四军换防，双方稀里糊涂的又打了起来，把个40师打的够呛。
这里得说一下新四军的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此人在长征开始时，党内排名尚在毛之上，在和中央失去联系后，率领南方游击队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可等新四军组建时，他却只得到了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职务，已经远离了中共核心领导层。而担任军长的却是在“南昌起义”后就已经脱党的叶挺，这个组合非常不和谐，叶挺这个空降的军长没有项英的配合根本无法掌控部队，实际处于被架空的状态。
就这么一直拖延到12月28日，项英才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中共中央的再三电令下，起兵北移。以上部分，国共两党的说法没有明显分歧，但在之后部分则说的大相径庭。
1941年1月5日，以战备姿态行军的新四军遭到了顾祝同部的包围，并迅速调集了上官云相所部32集团军共8万余人对新四军猛烈攻击，理由是“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而中共则认为，是国民党挑起的事端。从6日双方激烈战斗以来，项英连续给中央发电，要求中央和国民政府协调和斡旋，可中共中央却迟迟没有动作，直到13日，周恩来才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此时，仅有一万多人的新四军已经苦撑了七天七夜，伤亡殆尽。万般无奈下，叶挺只带一副官前往上官云相指挥部，协商解决办法，旋即被扣押。项英等其它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阵亡或被叛徒杀害。
叶挺后被拘押，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接着，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不理那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
写这一段时，我一直很郁闷，我一点去深究这次事件谁对谁错的兴趣都没有，我只为国共双方死于此次事变的战士们不值，我只为国共双方死于摩擦的战士们不值。
第四十三章　与死神共舞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完全克隆了原来的国民政府，组织架构不变，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依然把孙中山当革命先驱供着，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原来国民政府的纪念日他该纪念还纪念，弄的比真的还象真的。194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29周年了，各级政府照例得热烈纪念缅怀一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傅筱庵很晚才回到家中，想必是去作秀了吧。
第二天，傅筱庵没有起床，当人们发现他时，已经身首异处。傅家的仆役加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可他还是这么不声不响的被干掉了，这对于汪伪政府的汉奸们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也对那些有心当汉奸的不坚定分子敲响了警钟。后来我们知道这起刺杀事件是由重庆政府的“军统”策划和实施的，手刃汉奸的人是傅家的厨师朱升源，因为平时傅筱庵总是非常小心，军统始终无法靠近这个汉奸，于是通过关系联系到了朱升源，并成功说服他为国效力。傅筱庵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只是八年抗战中被刺杀的众多汉奸中的一个。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一个特务组织，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成立于1938年，负责人是黄埔六期的戴笠，此人精明强干、心思缜密、刚毅冷酷、心狠手辣。淞沪会战前，国民党内部对战与不战争论不休，戴笠的抗战立场十分坚定，表示这次一定要打。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差那么远，你拿什么打？戴笠回应道：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军统对于抗战的经典创见。抗战期间，军统在册人员五分之二英勇殉国，牺牲率高于正面战场，更远高于敌后战场，可以说他们是一群与死神共舞的人。
当蒋介石接到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时，真是将信将疑，八路军打着“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旗号，自己干自己的，和友军配合较少，更别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了，这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现在敌人攻陷宜昌，正面战场的防守压力非常巨大，如果八路军能在山西河北搞一下，还是可以牵扯一下对方的兵力的。于是要求其它相关部队，配合八路军行动。本来就是报着打总比不打好的想法，没指望能够有太大的作用，可没想到八路军这次出击如此勇猛、如此坚决，这是淞沪会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主动向日军进攻，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4个月之久大规模战斗。
你想啊，连蒋介石都不知道八路军已经有了这么多部队，日本人就更不知道了，因为各个连队独立作战，自己招兵，自行解决给养，所以恐怕连朱德、彭德怀都闹不清八路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所以，这次百团大战对于日本人是突如其来的，自己的后方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给你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令日军不得不暂停对重庆的进攻，回过头来稳固后方，疲于奔命的国军正面战场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可在八路军大规模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也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扫荡开始了，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
后来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坚持游击战的，对这一暴露实力打法他是不赞成的。这次“百团大战”的实施，更多的来自于前线将领特别是前敌指挥官彭德怀的个人决断。中共对外，对“百团大战”的宣传都是正面的，毕竟大量杀伤了日军，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内部，分歧却比较大，关键有两点，一为了保卫蒋介石，把我们三年来攒的家底损失殆尽，值不值。二我们百团大战的打法是否太过冒险，在战术设计上存在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本不值一搏，关键是你站在国家民族利益基础上看问题，还是站在一党基础上看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基本没有了。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确实存在，如果不是过多的讲精神，讲拼劲，而是多讲些战术，损失会更小些。所以，我对“百团大战”的理解是——一个政治正确，时机把握得当，实际效果相当突出，但在指挥环节带有瑕疵的大的战役。


在民族危亡的最危险时刻，彭老总率众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保卫了战时首都的安全，挽狂澜于即倒，20年后，其一生最为辉煌的“百团大战”，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除了八路军外，共产党领导下还有一支部队，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大家还记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领红24师打掩护吧，在之前还有粟裕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东杀入福建，当时的目的是做出红军向东突围的假象，希望将国军的布防重点东移，以掩护大部队向湘西撤退。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自顾不暇，只得任这两支队伍自生自灭，不成想，他们竟然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陈毅更是在身陷重围，“虑不得脱”时，依然能够泰然写下三首绝命诗，即后来广为传颂的“梅岭三章”，我最喜欢这首：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7年10月12日，上述两支部队协同东南各省的游击队被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陈毅称为了第一支队的司令员，粟裕此时只是第二支队的副司令员。
除了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外，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因为没有后方，补给大都靠自己解决。解决的途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建立抗日基层政权，对抗汪伪基层政权，从老百姓那里取得财物以补充部队，二就是从敌人那里偷和抢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真实的反应了游击队员们的作战和生活：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不过，敌后抗战的生活条件虽然困苦，但相比于正面战场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伤亡，其生存压力还是要小的多的，毕竟打不过可以不打，顶不住可以跑。以至于国共两党的游击队员们在闲暇时，可以时不时的搞搞摩擦，活跃下气氛。
国共两党打了十年，本来就有仇，合作基础并不牢固。国民政府为了不使民众有被抛弃之感，即使在沦陷区也要任命战区司令和省主席、县长专员，华北的八路军也公开的建立自己的政权，国民政府就怕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做大，共产党确确实实就想做大，这个矛盾还真就不好调和。按理说，八路军、新四军应该听命于自己所在战区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可事实上呢，八路军、新四军只听命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国民政府实际无法直接调动八路军、新四军，中共时刻提防着国民政府借日本刀将自己干掉，所以也经常不听政府调遣，这也使得大家的不信任加剧。因为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罩着，所以国共双方基本是小打小闹，所以称之为“摩擦”恰如其分。
除了你打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外，双方还不忘了对骂，都控诉对方只打自己不打日本，只搞摩擦不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方针在蒋介石的会议讲语中被解释为“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毛泽东回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国共为敌后政权和地盘明争暗斗